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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新政时期也是一个民营资本投资的高峰，加上朝廷因新政而出现各种新事业，士人的机会从另一个方面也在增加。
随着朝廷军事改革的推进，投身待遇优厚的新军，也是一种不错的出路。
况且，即使新学堂兴办了，但旧式私塾教育，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消亡，整个民国时期，私塾都在顽强地生存。
我们不能断定，在新政时期，教旧书的人，就没饭吃了。
迄今为止，我们也没看到有关士人失业的确切资料。
那么，士子跟朝廷，或者说政府的联系是否中断了呢？显然也不是。
科举废了，民间与朝廷，以科举作为阶梯的联系方式是断掉了。
但当时的改革，又创造了其他的联系方式，比如地方自治组织，预备立宪期间的准议会谘议局，以及这些机构背后的各种社会组织，学会、商会、农会等等。
我们知道，科举作为一种士子跟朝廷的联系，是无声的。
一般来说，除非出现明显的科举舞弊，或者特别的政治事件，士子无法通过科举这个形式，对朝廷发声。
但各种地方自治组织，各种商会、学会之类的社会组织，却有这样的发声渠道，更不要说作为士大夫的议政平台谘议局和资政院了。
事实证明，自废科举之后，士绅与清政府的沟通和对话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高。
在野士绅和绅商不仅跟地方当局沟通密切，跟中央政府直接对话，也有了管道。
即使1908年之后上台的满族亲贵政府，也不能完全忽视民间的声音，立宪请愿虽说失败，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成果——毕竟预备期缩短了三年。
没有了选官制度，但不能说士子们就没了进入官场的渠道，很多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分子，比如回国的留学生，有不少都通过一种特别的留学生考试，进入了官场。
在改革后的各种新式机构中，洋学生的比例相当的高。
进入新军的士人，由于有文化，晋升的机会也多，从士兵变成了士官和军官，也算是入仕了。
至于新政的军事改革，产生的新军成为清廷掘墓人的问题，其实也不能单从表面上看。
的确，军事的改革是导致了新军和旧军的矛盾。
不仅原来的绿营面临被淘汰，或者转为警察的命运，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湘淮军，甚至由部分由淮军改编的练军，也不得不退为巡防营（相当于地方部队或者武警）。
面对装备好，待遇优厚的新军，原本应该感到不满的是他们才对。
但是，反倒是新军容易出事，这里有缘故。
改革中，由于南方新军比较注重文化水平，因此士兵思想比较新，这样的新，也曾让一部分地方官产生畏惧，觉得这些新军的军官和士兵，有思想上的异动。
好些地方都出现了限制新军的举措，平时不发子弹，演习时限制子弹数量，关键时刻甚至连枪栓都卸了。
但是，明显作为次等军队的巡防营，却从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更过分的是，有的地方官还用巡防营监视新军，造成了跟改革初衷截然相反的歧视。
在各个国家，各个不同军种之间，军人和警察之间，都免不了有冲突。
试想，在大街上，一旦出现口角，有枪有弹和有枪没弹的人之间，肯定前者气更粗，胆更壮。
原本是天之骄子的新军，忽然成了受气包，心气如何能平？其实，当时的思想趋新，是社会的潮流，不见得一定跟革命有关系。
把这种新视为洪水猛兽，其实是一些官员的神经过敏，或者，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思想太旧了。
其实，北洋军也是新军，为何北洋军就比较稳定？北洋军里也有不少学堂学生，甚至留学生，为何他们倾向革命的人很少？很简单，当时没有落到北洋军头上的歧视。
在改革中，新事物和旧事物难免出现干戈和冲突，如果一些官员思想比较旧，喜旧厌新，干戈和冲突就会更加严重。
但解决之道在于不断推进改革，让旧的事物得到改造，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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