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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答说：“不知道，只是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可能是管马的。”
桓冲又问：“我这官府里有多少马？”
回答说：“不问马（注：这是孔子的话，马厩着火，孔子只问人伤了没有，不问马），怎么能知道数目。”
桓冲还不死心，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
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注：这又是孔子的话，说的是人在还没有了解怎么生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探究死的问题）（《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
在这样的情形下，整个官僚体系出现一种怪现象：各个部门，居高位的负责人不管事，实际负责的则是那些处于下手的低级属员。
尚书省不仅尚书令凡事不理，就连各个尚书也不管事，甚至是各个曹的书吏书手在具体负责。
如果说，尚书省还属于执行机构，这种小官管大事的局面还不足以耸人听闻，那么中书省和门下省类似的问题，可就麻烦了。
南朝这种办事员身份的小官吏当政的现象相当普遍，某些官位只是九品的中书通事舍人的人物，居然一时能左右朝政，中书省起草诏令，竟然专由舍人负责。
像戴法兴、阮佃夫、茹法亮、吕文显等人，一时权倾朝野。
茹法亮为中书舍人，“太尉王俭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
（《南史》卷77《茹法亮传》）这些人大多为寒族出身，在那个时代，只配做这些小官。
正史往往将这些人列入《幸臣》系列，带有强烈的贬低意味。
实际上，正是由于世族把持了高官，但又不管事，才使得这些身在要害部门的办事员有机会掌握大权。
从东晋到南朝，中书和门下省的舍人和给事中这样办事员一级的人物，才是真正处理朝廷大事的人。
不仅如此，地方官也是这样，州郡长官均为世族人士垄断，他们在京师不做实事，到了地方也好不了哪去。
所以，地方官的属员长史和不入流的典签成了州郡政务的实际操作者，这些小官吏事实上成了握有实权的地方长官。
对于这种现象，陈寅恪先生认为只是皇帝控制官员的一种方式。
但或许，这跟高门世族不务实际的政治文化有很大关系，倒不见得是皇帝的意思。
在世族政治的前提下，官场上因循之风甚盛。
中央政府对于官吏的管理和监督放松到了极点。
自西晋开始，王朝对于违法官吏往往格外开恩，东晋王导更是有名的“聩聩”
之政，没有敢对高门大姓认真追究，大家官官相护，共同维护门阀贵族的威信和地位。
王导一次分遣八部从事巡行郡国，回来之后，诸从事都向王导汇报所见所闻，大谈各地地方官的得失，唯独顾和一言不发。
王导问他，为什么不说话。
顾和说，明公作为皇帝的宰辅，应该宁使网漏吞舟，何必采风听闻，什么事情都考察得那么清楚呢？王导对他的话感到很是满意。
自北府兵兴起后，宋、齐、梁三朝都是军事贵族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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