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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负责刑事案件的审理，后者负责民事案件的审理。
由于司法是地方政务的重中之重，地方长官一般都要管司法，负责检查案件审理的情况，是否有冤屈、是否有积压等。
司法工作的好坏，也是地方长官政绩的主要指标。
由于司法事务所占地方政务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长官对案件的审理过问越见频繁，发展到最后，基本形成了以地方长官为主，以专门司法官为辅的地方审理结构。
到了两宋时期，大多数的案件都由地方主官来审理了。
唐朝中央一级的审理机关是大理寺，司法行政机关是刑部。
遇到重大案件，御史台也要以监察机关的名义参与审理。
有的时候，御史甚至可以审理和处理直接涉及官僚机构的案件。
由于那个时代侦查案件的手段有限，而且受平时捕盗事务的干扰，所谓刑事案件的审理，往往就是刑讯。
一般来讲，凡是杖以下的罪，县级的审判即为终审；徒刑以上的罪，县级的审理为初审；徒刑以下的罪，州的审理即为终审。
流刑与死刑罪的审理，要报请尚书省刑部复核，死刑要奏报皇帝批准，才能定案。
大理寺负责审理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和百官犯罪案件。
特别重大的案件，须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联合审理，被称为“三司推事”
。
但地方在捕盗的时候，则另当别论。
一般来讲，在追捕盗贼的过程中，有所杀损是可以被允许的。
州县的官员在这种时候几乎都可以擅自杀人。
唐宣宗时，李行言为泾阳令。
一日追捕一伙劫匪，劫匪躲入一个军人家。
李百般索要军家都不肯交人，李一怒之下，连军家带劫匪五六人统统抓出，一起杖杀。
此事为皇帝得知，李反而受到嘉奖。
（《唐语林校证》卷2）显然，尽管到了官僚制的成熟期，地方官的司法事务还是带有强烈的捕盗、维持治安的性质。
无论何种案件，只要当事人不服，可以逐级上诉，由州到刑部，再到三法司（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直至告御状。
衢州入余长安，父亲和叔父二人均为同郡的方金所杀。
余长安时方八岁，立誓要在十七岁时报仇。
到了十七岁，果然杀了方金。
大理寺判余长安死刑，衢州刺史抗命，说余氏一家，已经有两入遭横死，现在却要杀一孝子，不合理。
并引用《公羊传》“父不受诛，子得复仇”
之义，为余辩护。
当时的刑部尚书和宰相置之不理，余长安终于伏法。
在此，禁止私相复仇的法律精神得到了贯彻，司法趋于成熟，汉代以经学断狱的积习得到了遏制。
（王谠：《唐语林校证》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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