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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中唐决策机制的变化以及宦官专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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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体制因素的体制化，宦官与内宠的影响
唐代的集体宰相制，是一种主逸臣劳的行政体制。
作为国家元首的皇帝，将大部分管理国家的事务交给了宰相，而自己则只掌握最后的决定权。
这种管理方式可以充分发挥行政官员的作用，使得帝国政府具有最高的行政效率。
君臣相比，不用说也是整天忙于处理政务的宰相们对国家管理事务更熟悉，更有经验。
即使皇帝掌握了最后决定权，依然可能完全被大臣牵着鼻子走。
因为拿出处理方案的是宰相，而皇帝的决策，在多数情况下只是诸方案中供选择的一个罢了。
即使皇帝对所有方案都不满意，也只好请宰相们再拟一个。
在这种政治的反复拉锯中，双方实际上都得作出某些妥协，最终最大的可能性是，采用了一种妥协方案，而且在该方案中往往体现宰相的意见更多些。
因为，对于最后拍板所必需的信息掌控，明显是担任具体事务性工作的宰相要更有优势。
因此，这种权力架构，优点是明显的。
它能够发挥官僚制集体的智慧，使行政效率达到相当高的地步。
但也确实存在皇帝被宰相架空的危险，特别是出现别有怀抱的大臣，加上相对糊涂一点的皇帝时，情况甚至很有点危险。
唐初的两位统治时间最长的统治者，唐太宗和武则天，都是具有超凡魅力和丰富统治经验的领袖人物，洞察力和掌控大局的能力非常强。
他们可以放手让宰相们处理军国大事，同时又能牢牢控制住局面，不至于大权旁落。
但是，担心管理全局的人欺骗自己，也许是皇帝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
除了从体制内其他渠道获得额外信息外，皇帝还往往要依赖某些非体制的其他渠道的信息补充。
即使是唐太宗和武则天这样的皇帝，也要依赖各种信息补充，防止宰辅们可能的欺瞒。
至于后来的皇帝，尤其是那些生长在深宫里的皇帝，就更是难以免俗。
所以，皇帝身边，换句话说，也就是最高权力核心周围，往往少不了有一些体制外的人在活动。
他们没有制度赋予的权力，但却是皇帝的亲信和宠儿。
所谓明君和昏君或者不太明的君之间的分别，就是前者对于宠信的人不赋予或者较少赋予他们参与决策的权力，而后者则反之。
武则天死后，唐朝的中枢一直处于动**之中，一连串的宫廷阴谋和政变，使得一些深居后宫的人也卷了进来。
动乱中的皇家人物，最信赖的只有身边最亲近的人，他们中自然少不了宦官。
虽然是女皇帝，但一样讲究排场
此时，距离东汉的宦官之祸已经过于遥远，人们早就忘记了这些肢体不全的人也照样能在朝廷掀起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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