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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长江中游联系密切的两湖（洞庭湖、鄱阳湖）流域分属两省，湖广与江西，而将珠江三角洲归属江西。
这为后世经济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行省之下基本上沿袭金制，设置路、府州和县三级行政区划。
路设总管，府设府尹，州设州尹，县设县尹。
不过，三级政府在最高长官之上均设达鲁花赤，蒙古语“镇守者”
的音译，一般由蒙古人担任，具有最后的裁决权。
实际上，达鲁花赤是作为地方官的监视者出现的，什么事情都不做，但什么都可以管。
元代有直辖于省的府州、直属于路的县，也有不设路的府，还有属于府、州的县，有的府、州只有一县，也有不设县的州，有的县在此处却属于其他州管辖。
总之，元代不仅行政区划的层级混乱，而且统辖不一，是历代最混乱的地方行政体制。
这种混乱部分来源于草原帝国的领主式地方管理形式。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之后，实行各个层次的那颜（贵族）类似分封形式的管理方式，每个那颜都有自己的领地，负责领地的全部事务，对于所管辖的百姓有生杀予夺之权。
在进行广泛的征服以后，对于新占领的土地，只要满足蒙古统治者“六事”
，即“入觐、纳质、献户口、助军、纳贡赋、置达鲁花赤”
，往往听任地方上有力者割据。
就是说，如果有能力控制一方的人，只要能亲自到大汗所在地朝觐，以子弟为人质，上报所辖地的人口数，为蒙古军出兵助战，交纳赋税和接受蒙古人派的监视自己的达鲁花赤，就可以获得类似于西周时期诸侯一样的地位和权力。
无论这些有力者是原来的地方官、守军将领，还是土匪恶棍。
这些“诸侯”
所控制的地方往往大小不一，犬牙交错，甚至据守此地者，在彼处有块飞地。
这种情况虽然在忽必烈称帝后，经过整顿有了改观，但并没有彻底解决。
因为在整个汉人区域，除了原有的割据痕迹外，还充斥了蒙古贵族的封地，这些贵族以“投下主”
的形式占据领地，实际上将地方官视为他们的办事人员，无论怎样整顿地方，都必须迁就他们的利益。
所以，元朝的地方区划，就形成了这样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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