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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文人虽然不免作了过低的评价，但事实上多少也有些那样的情形。
尤其在整个民族受着高压的时候，文人的较为锐敏的神经是要加倍感觉着痛苦的。
许多不愉快的事情遏在心里说不出来，一个烟囱塞满了烟煤，满肚皮氧化不良的残火在那儿熏蒸，当然是要弄得彼此都不愉快的。
在这儿我赞成一切文人把自己的不愉快的记忆，尽可能地吐泻出来。
那是使自己健全的一种方术，同时也是使社会健全的一种方术。
文人要把自己弄健全了，然后才能够完成文艺之社会的使命。
一味地吐泻着烟煤，对于旁人，或许会是一种患害。
但那不过是比喻而已。
事实上所清扫出的记忆不必便是烟煤。
即使是烟煤，但松烟可以做墨，冶铜厂的烟可以提取金银。
所谓竹头木屑，皆为有用。
即使是完全无用，总比烟囱闭塞着，专吐炭酸瓦斯毒气的好些。
是那年的三月中旬了，中华学艺社要在杭州开年会。
我自己在那时是一位挂名干事，社友们定要叫我出席，而且还要我讲演。
关于讲演，我是一点自信也没有的人，不仅没有自信，而且还着实有点害怕。
因为站在大众面前要作为一种号筒而大施教训，如果不是品行学识都俯仰无愧的智者，便是或多或少不知道惭愧的骗子。
自己和智者自然有很大的距离，但要成为一种骗子，脸皮又好像还薄了一点。
因此，我对于出席是答应了，而对于讲演则始终不敢应命。
由上海北站出发是在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决定坐最后一趟晚车。
住在民厚南里的我，不料稍微误了一下钟点，赶到北站时，火车已经开了。
糟糕！
朋友们不会说我故意失信吗？于是在第二天清早又搭着最早一趟早车赶去。
记得在硖石停车的时候，我到月台上去舒散了一下，不胜光荣之至的是在那儿还遇着过殷汝耕。
他也是要去赴年会的，但他坐的是二等，我坐的是三等。
互相招呼了一下，又各自分开了。
到了杭州，在湖滨旅馆会见了学会的干部。
一切开会的手续和工作的程序都已经决定了，而且登了报。
在当天礼拜日，假教育会的会场开讲演会，由物理学专家周颂久讲演“相对论”
，另一位新由德国回来的姓聂的朋友讲演德国的现状。
第二天，礼拜一，派人到各学校去分讲。
担任分讲的人大体上也都排定了，但还有两处没有派定，一处是工业学校，一处是蚕桑讲习所。
主事的人怪我去得太迟，说我是有意回避，定要叫我分讲一处。
我没有办法，只好选择学生较少的蚕桑讲习所去担任分讲。
工业学校是由股汝耕担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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