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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文坛掌故，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情。
知者不便谈，谈者不必知。
待年代既久，不便谈的知者死完，便只剩下不必知的谈者。
懂得这个妙窍，便可以知道古来的历史或英雄是怎样地被创造了出来。
在这儿我觉得私人的笔札和日记似乎可以多少表现着一个时代的真相，然而此正笔札文学和日记文学之所以当笔诛墨伐矣。
聪明的人可以用创作的态度来写日记，而更聪明的人却劝人连日记也不要写。
三
由福冈回到上海是十一月中旬，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弄里租了一间小房子，是一楼一底的。
这“四十四号弄”
就在四十四号国民党支部旁边，因为号数相同，我住在那儿时接受过好些国民党的所谓西山会议派的刊物。
房子背后是一面空地，有几座无主的大坟耸立在那儿，多少还呈着些自然原野的风貌，但当我移住不久，大坟已经次第被人启发，在目前恐怕老早是被建筑填塞满了。
和我的回上海只相差五天，相别了半年的仿吾，出乎意外地扶着他的长兄的灵柩，也由广州回来了。
仿吾是六月去的广州，在广东大学充任理学院的教授，同时兼着黄埔军官政治学校的教官。
他的长兄劭吾，任着第二军的军需处长，得了心脏麻痹病突然死去了。
仿吾扶着他的灵枢要转回长沙，因此在上海又凄寂地聚首了两天。
我最忘记不了的，是仿吾提起他的家事便要伸出两只手来。
“这两只手！
这两只手！”
他的意思是，他的长兄留下了五个遗儿，还有他的生活能力薄弱的次兄也有五位子女。
这一双手都是须得他来扶持。
他的长兄虽然在做军需处长，但当年的广东经济是异常窘绌的，军队的给养时常闹着问题。
仿吾尚未去广东时，军需处长曾写过信给他，叫他在上海设法弄点钱寄回长沙去养家。
这是我所知道的事。
一九二六年八月，我跟着北伐军路过长沙时曾去看望过劭吾的遗儿，我记得顶小的一个还在母怀中吃奶，顶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家况是相当寂寞的。
尔来十几年了，那些孩子和仿吾也是离开了的，不知道他们的情形是怎样。
我开首是相当踊跃的，除掉自己所担任的一路之外，还到浏河、黄渡等地去视察过。
战痕的确是有点惨淡。
像浏河镇上有几条街完全成了一片的瓦砾场。
那儿的东岳庙就像成了神像的野战病院一样，一些残废了的泥塑木雕，露天狼藉着。
宜兴的调查费了一礼拜的工夫。
我到过蜀山、兰右、湖汉、悬脚岭，也到过浙江境内长兴县界上的尚儒村。
我有一篇未完成的《到宜兴去》，便是那次调查的纪录。
那次的调查使我于战祸之外却深深地认识了江南地方上的农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们的对于农民榨取的苛烈。
纪录可惜没有写完。
其所以没有写完，是有一段隐情伏流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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