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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军社的人本来有一大部分是信奉着国家主义的，和当时的醒狮派有密切的联络。
他们既委托我担任调查，并担任调查报告的总编辑，却又去找醒狮派的首领曾琦，要他在调查报告上做一篇序。
曾琦本也是我的一位旧友，但他那种近于病态的矜持和把真正爱国的人当成“国贼”
的所谓“国家主义”
，我是不能赞同的。
而他又是长于做“之乎也者”
的闱墨体的文章家。
孤军社的人要请他做序本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既志同道合，又可以得到兼收并蓄之效。
但在我，却觉得有点类似乎蕃莸和冰炭。
因此我也就取了一种消极的抵抗，故意把我的文章拖延起来，不把它完成。
终于使孤军社等待不过，把调查报告收回去自行编辑，而我的文章也就得以免掉了作为牛溲马勃的资料。
但我那篇文章一经拖延，也终于失掉了把它写完的兴趣，我至今都是引以为遗憾的。
同样遗憾的事，是关于《资本论》的翻译。
这又是和学艺社所发生的关系。
私立大学的开设，在当时的上海颇为流行，学艺社的人也打算办一所学艺大学。
我一回沪，便被指派为筹备委员之一人，并被预定为大学的未来教授。
除我而外的筹备委员们大都是有职业的，他们多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所里任事。
离大学的开办还有相当的时期，闲着的我和我一家人的生活便须设法维持，因此我便决心翻译《资本论》，要求由商务出版，在翻译的期间由商务每月供给我若干生活费。
这个意趣得到了学艺社的朋友们的赞成，尤其在商务编译所任着庶务主任的何公敢，他从东方图书馆中把须得参考的英译本都为我借了出来，他们以为这事是不成问题的，只须在编审会上通过便可以定下契约。
这样一来，计划也就只好终于是计划了。
这事情在现在想起来都不免是一桩遗憾。
不过我也偶尔在这样作想：假使当时我是得到了商务的慨诺，那我的精力，即使不是全部，也会有一大部分，是被用在翻译上的，我定然是被钉在了上海。
一九二六年往广东以及其后的事情便不会发生。
一个人的生活路线，有时可以为外来的偶然的契机所左右，确是不能否认的一个小小的真理。
《资本论》的翻译计划既归失败，结局是只好在上海滩上过着卖文生活。
这样写起来，在现在的作家眼里，或许会感觉着不愉快，因为“卖文”
是作家应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荣辱可言。
否，文章能够卖钱，而且愈能够卖，卖的钱能够愈多，倒要算是作家的荣耀。
但在当时的我却是视为万事失败了所剩下的一条绝路。
我自己是充分地受过封建式教育的人，把文章来卖钱，在旧时是视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
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总不肯走到这一步。
由卖文为辱转而为卖文为荣，这是一个社会革命，是由封建意识转变而为资本主义的革命。
我自己在那时是经过了这种意识上的革命来的。
开始向商务印书馆卖稿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喀尔美萝姑娘》、《行路难》、《落叶》便连续在《东方杂志》上出现了。
在这些作品之外，也还陆续地卖了不少的译文。
屠格涅夫的《新时代》、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霍普特曼的《异端》、约翰沁孤的《戏曲集》、高斯华绥的《争斗》，都是在这前后一二年间先先后后地化成了面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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