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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薰虽是慷慨激昂家，但其实性质相当小心，甚至有点逡巡。
他愁他的书没地方出版，又愁出版后没人要，因此也就煞费踌躇。
我所以答应他做序，也是想给他一些鞭策。
但他在叫我做了序之后仍然不放心，接着又去找徐谦和唐绍仪。
徐是法政大学的校长，唐在当时也是住在上海的，他们也都答应了。
但是唐的那篇序是南薰自己的手笔，仅是经过署名者的检阅而已。
最后他更找到了吴稚晖。
吴稚晖给他写了一篇很认真的长序，更把他恭维到了绝顶。
序里有一节，记得曾把他的书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提并论，说是近年来使他感佩的最有价值的著作。
吴稚晖的眼识的确精明，他于风尘中发现俊士，以他那“耆宿”
的资格肯为素不相识的一位无名青年做那样无保留的介绍文章，在当时就连我这个第三者也都是暗暗地生着感谢和钦佩的意思的。
南薰得到了这些序，欢喜自不用说，但在序的位置安排上又费了相当的苦心。
我的是不成问题的，但其余的三位都要算是不折不扣的“鼎辅元勋”
。
到底谁个当前，谁个当后呢？在这儿，说也“幽默”
，却要感谢我们的“方块字”
。
南薰拿着这个问题来和我商量，我教他，何不把姓氏笔画来数一数？真凑巧！
一数，便成了“吴唐徐郭”
，唐、徐虽同是十画，但唐究竟是做过内阁总理的人，无论尚齿尚爵，安在徐的前头是没有多么大的问题的。
字假如拉丁化了，——变成K·S·T·W——位置便刚刚倒过来，那可就麻烦了。
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然而南薰也并没有因而安心。
他那书名，在初并不叫“经济侵略下的中国”
。
他自己本是用了一个很冗长而不很响亮的名称的，详细的字面我忘却了。
当我接到他的原稿时，我嫌他的名称不好，便替他改成了“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
，这儿自然是含有集纳者的派头。
他在初也高兴了这个书名，曾去找了一位姓萧的女书家，名字不记得了，当时和他同住在霞飞路上的，替他题签。
但等到他自己破费，自己印行，印到那全书都快要告成，只差封面还未印就的时候，适逢有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在五卅惨案中由北京到了上海，南薰又抱着那书去找他。
意思是仍想请他做篇序。
经济学家说公务太忙，序没有工夫做，只是书名太刺目了一点，却替他改题了一个封面，便是“经济侵略下的中国”
。
相隔虽然仅仅十一二年，当时的世风和现在的却相差得很远。
“帝国主义”
这种字样，在现今已是司空见惯，但在当年却几乎是一种讳名。
要使用这种名词的人差不多就等于是共产党。
马寅初先生要把“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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