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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都认同“安人”
是首要目的的话，那么规则就自然应该依照人的需求建立了。
儒家思想认为领导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齐之以法”
。
以情为先，理讲不通，迫不得已才动法的。
动法的弊端相信都明了，最好的法是一个引而不发的利剑。
中国式领导的最高境界，是员工“随心所欲，不逾矩”
，就是组织里各个成员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积极性，听从个人内心的声音，自由自在，但又没有人违反规则与制度。
规则是加在员工身上看不见的清风，没有繁琐细致的要求，代之以顺其自然、合乎情理的软性约束，进而形成稳定和谐、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
情、理、法三者的顺序深得现代影响理论的精髓。
中国领导传统非常灵活，不喜欢约束，讲究“发乎于情，止乎于礼”
，也极度强调人心的认可和服从，这实际上是领导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了。
现代企业那种类似于军事化管理的企业规则，已经是严重异化，应该注入更多的人性。
弹性时间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实际的员工产出要大大提高。
很多人认为中庸是无能、不作为、和稀泥的代名词，实际上中庸的含义应该是：不偏不倚、合乎需求、顺乎规律。
加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左一分偏激，右一分保守，这种精微的把握才是中庸之道。
《中庸》有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穷寇莫追”
、“物极必反”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都是中庸之道哲学的极好事例，体现儒家思维的辩证观。
我们见过许多出于良好目的的行为结果反坑害了对方的事，如秦始皇修长城是为了保国家，但是却劳民伤财，最后把个国家反而丢了。
也见过矫枉过正的严重后果——没有比中国经济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更有说服力的例子。
这都是不中庸的结果，都是走过头的缘故。
明确、平衡、精确、把握进退的时机、不把事做绝、协调妥协，哪一个不是领导人的中庸实践？是故，“人、礼、庸”
是中国式领导的核心思想，而所谓中国式，也就是儒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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