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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过于严峻的现实，恰恰是体制多年不乐意正视的。
转型时期的中国，存在诸多的矛盾。
官民矛盾，就是其中最要害，也最突出的一个。
社会上的很多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比如所谓的新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和教育，比如愈演愈烈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
其实追根问底，百分之九十，都是有官民冲突的背景。
一方面，官本位的弥散，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无论是学校、医院、银行，凡是官办的，都办成了衙门。
而且当这些单位领导和群众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多半会出来为单位背书。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公司化趋势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在社会各种利益冲突中，政府往往扮演冲突发动者的角色，而驱动它们如此行事的动力，就是部门的利益。
官民对立是一个现实，但如果政府官员公然承认这个现实，坦诚官方和民众立场不一致乃至对立，那么，就等于戳破了这层糊得很严实的窗户纸。
将体制多年的宣传功力，废之于一旦。
后续的效果，将在以后继续发酵。
从好的方面讲，也许可以促使执政者进一步正视这个问题，着手结构性的改革。
第三个事件，是成都拆迁的唐福珍自焚事件。
全国拆迁暴力多有，自焚事件其实不止唐福珍一例，但是唐福珍事件却是曝光度最高的一个。
这个事件表明，在追求自己利益方面，地方政府能走多远。
以至于官民双方陷入一个决然对立不可调和的境地，都采取了最激烈的对抗手段。
一方公然自焚，一方则即使你自焚，我的拆迁也绝不停止，而且宣布你暴力抗法。
这样的决然对立，当然结果是事件高度曝光，媒体一致谴责，形成巨大的网上压力。
甚至在这个事件中，以往多站在政府一边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也开始发声，由此促使国务院修改拆迁条例。
事件的效应，有点类似于两年前的孙志刚事件。
但是，拆迁条例涉及的各方利益和复杂的关系，显然是收容条例所不能比拟的。
可以预料，一旦拆迁条例有大幅度的修改，比较符合物权法的精神了。
那么，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运作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官民关系，都会随之受到冲击。
从好的方面讲，这个事件会使改革以来一些深层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的正视，由此出现改变的契机。
客观地讲，三个事件都是改革以来残存的旧结构出现了裂痕，从观念到实体，莫不如是，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裂痕。
这样的裂痕，孕育着危机，也是机遇，更是改革的契机。
不管结果是好是坏，其后续发酵的效应，将会持续几十年，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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