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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民国时期农村是衰败的，农民的生活跟晚清一样，相当困苦。
30年代初一些学者对全国14个地方的农民收入情况做了调查，这14个地区分别为成府、休宁、挂甲屯、北满、海宁、上海忠区、黑山县、冀中、宿县、仪征江阴吴江三县、峨眉山、成都附近、芜湖、盐山，应该说，他们所选择的点，已经排除了中国最贫困的地区。
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农家平均每年最低生活费用为292.21元，超过这个标准的只有两个地区——成都和芜湖。
其余的地区均离最低生活线差了很大一截，其中成府和休宁差得最多，分别只有93.12元和88.80元。
14个地区农家平均年收入为262.97元。
（李宏略：《数字中底农家生活》，《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第97页）在这期间，著名学者张培刚、李景汉和千家驹等人的调查，以及很多官方的农村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农民的生活，并没有改善，而且相对来说还有所下降。
多数农户的经济状况相当脆弱，仅仅是糊口，稍有灾害，就会破产，流离失所。
赶上世界市场波动，也会因此而破产。
同时，政府的税收，不仅税额提高了，而且征收手段变得更加劣质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采用为人诟病的包税制；各地军人统治，良莠不齐，差的统治，横征暴敛的程度，往往令人发指。
因此，凡是摊上暴政的农民，他们的负担都加重了。
为了获取更多的现金，应付税收，很多地区的农民，广泛地种植“特种经济作物”
鸦片，造成鸦片流毒，遍及全国。
应该说，在那个时期，农村的贫困化是普遍的，不仅一般农民穷，就是所谓的地主，也不富裕。
但是，民国时期的社会，也不全是一片黑暗。
同时期的上海工人，据30年代的一次调查，有吸烟支出的占92.5%，喝黄酒的占88.5%，饮茶的占96.7%，即使是很穷的工人，每年也会看几次电影，逛逛大世界。
（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第79页。
中华书局，1934年）其他开放口岸城市的市民和工人，生活也普遍超过农村。
中国的红色革命，之所以不能在城市发生，不仅仅因为城市是“反动统治的中心”
，而且还因为城市居民，普遍缺乏革命的积极性。
城市兴盛和农村衰败的并存现象，说明当时的农村破败，主要原因还是世界共性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导致的。
而且自打红色革命发生，民国当局和一些社会有识之士也开始关注农村的破败。
虽然说，政府主导的地方自治和农村建设，除了个别省份，比如山西和广西之外，基本上是失败的，但由知识分子主持的乡村建设，比如定县试验、邹县试验，还是成功的。
其他人也在搞乡村建设，资本家主持的乡村建设，卢作孚的北碚试验，退休军阀段绳武的五原试验，以及数不清的乡绅自发搞起来的乡村建设试验，也都有相当的成就。
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的状况，扭转了乡村破败的趋势。
必须承认，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凡是乡村建设搞得不错的地方，红色革命搞不起来，即使搞起来，也站不住脚。
当时的广西和山西均如此，江西苏区中心地带一些“土围子”
，实际上都是乡绅自己搞的农村建设据点，这样实力弱小的据点，居然能在红色包围圈里生存很长时间。
当乡村里的乡绅还存在，乡村的社会文化结构还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乡绅的主动性，依然可以收到相当的效果。
苏维埃时期的红色革命，其实并非一场成功的革命。
由于动员的意味太浓，革命频度过高，苏区的土地，几乎一年一动，每年重分。
而且，时常要开展打击富农的运动，农民致富，就要变成被打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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