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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革命党从立志革命那天起，就没打算发动群众。
从一方面说，他们都有英雄史观，认为这个世界是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存在英雄和群氓的。
他们作为先知先觉的英雄，有义务拯救后知后觉的群氓。
他们的流血牺牲，就可用于实现这个目的。
为此，他们自信满满，也豪气冲天。
另一方面，革命党人虽然都是些小知识分子，但毕竟跟国内的士大夫阶层有着血肉联系。
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过去时间不长，当时的人们，对此还有记忆，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几乎是刚刚过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跟一般士大夫一样，天然地对底层的动员，底层的狂热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破坏有着警惕和敌意。
加上对所谓文明的追求，他们更加担心底层动员起来之后的不文明，最后毁掉了他们追求文明的努力。
正因为如此，革命的发动，跟群众无关，群众即使在革命之后，对革命党也没有感觉。
革命过程中，也没有大规模的动员。
“不许革命”
，成了革命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凡是农民受革命习染，主动革命的地方，无一不招致革命后政权的镇压。
立宪党主政的地方镇压，革命党主政的地方，也镇压。
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党人跟立宪党人无意中达成了高度的一致——秩序第一。
在革命之后，客观上，革命党成了维护立宪派和地方势力利益的看家狗。
但是，刻意维护秩序的革命党人，在革命后的名声依然不佳。
由此引出第四个问题，革命中的会党问题。
革命党在革命发动过程中，对作为第三社会的会党，有着很大的期待。
客观地说，在革命党中，做会党工作的人，绝对要超过做新军工作的人。
很多革命党人，在革命里是同志，在会党里则是大哥和龙头大爷，存在着强烈的角色混乱倾向。
革命成功了，在革命党看来，是革命党的胜利，在会党看来，则是帮会的哥弟坐了天下。
可是，会党毕竟具有黑社会性质，带有反社会的特征。
革命后，凡是会党占上风的地方，秩序都大成问题。
他们成群结队，在城市里公然包娼包赌，大呼小叫，甚至公然抢劫，让市民和士绅以及商人都非常反感。
革命后的湖南，被视为会党大爷的都督焦达峰和陈作新，被会党兄弟搞得焦头烂额，长沙秩序大乱。
革命后的广东，各地的民军也大抵有会党背景，各立门户，互相残杀。
两个革命党的都督，毫无办法。
四川的袍哥，成了革命后的主宰，连政府机关，都得大开公口（帮会的堂口），大小官员，都得自称袍哥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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