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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告老师的今生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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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学生告老师的事多了起来。
被告发的老师，一般都不是犯了什么事，而是说错了话。
这样的事，几乎每个大学都有。
还好，被告发的老师，真的被抓进局子里的还不多见，但多少都会有点麻烦，轻则被停课，重则被调离教学岗位。
眼下，师德沦丧，做教师的，干坏事的也不少。
那些索贿的，占女学生便宜的，学术腐败的，我倒是希望学生告一告。
可惜，这样的事，多半没有人告，就是有人告，有关部门也不大在意；学生告的，同时因这种告发受到有司鼓励的，多半是由于教师的言论。
所以，下面谈的学生告老师，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古代社会，师生关系属于五伦之一，算法定的伦理关系。
就像儿子告发老子不能被鼓励一样，学生告发老师，也为人所不齿。
虽然说，按照法律，涉及谋反事项，学生告发老师，是可以被允许的，但是真的出了这样的学生，如果不隐名埋姓的话，以后就不大好混了。
好在被牵扯进谋反案里的师生毕竟不那么多，所以，师生之间，大抵遵照“子为父隐，父为子隐”
的原则，糊涂过去。
即使政府，也会尽量避免人伦相残，不在这个方面较真。
所以，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代老师告发学生的，倒是有，反过来，比较少见。
老师告发学生，跟老子告发儿子相似，可以算是大义灭亲，为了效忠皇帝，偶尔来一次，也是可以的。
那个时代，伦理关系是国家的基石，基于伦理关系而产生的“三纲五常”
，是正统的意识形态。
连皇帝老子都要通过科举，建构自己跟及第士大夫之间的师生关系、固化统治，所以，不怎么鼓励学生告发老师，即使碰到政治问题，也能避则避。
这个局面的被打破，是西化的功劳。
洋人的师生，没有我们这种严肃的内涵，做老师的犯了事，学生举报，没有多大的心理障碍。
尽管如此，从晚清到民国北洋时期，新式学堂遍地开花，但中国的传统依然强大，按马一浮先生的说法，在新学堂里，师生关系已经类似于市场交易，打铃开始，打铃结束，但学生告发老师的事，却依然罕见。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出了一个思想落后的学生跟《新青年》诸位干将过不去，但也是公开争论，算不上是告发。
人称五四运动“总司令”
的陈独秀的被捕，不是因为有人告密，而是他自己跑到公开场合去散发传单。
真正刺激出学生告老师的，还是革命。
国民党一直都自称是革命党，在接受列宁主义改造之后，革命的味道已经相当纯正了。
为了革命的需要，传统的伦理当然可以弃之不顾，所以，在国民党的治下，大学里出现了特务学生。
在理论上，特务学生是为了捍卫革命才存在的，但所告发的师生，都是为了另一种革命而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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