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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大学和中学，就会出现一些因人告发而不得不离开学校的师生。
这还是好的，糟的境遇，是直接进了监狱，上了断头台。
不过，在那时所谓的特务学生，其实不是学生，凡是有特殊使命的学生，根本无心学业，也完成不了学业，他们大抵是社会上的混子，被某些机构雇来，放到学校里来的。
当然，这样的学生，搁在学校里，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而且人人鄙视。
所以，特务学生所起的作用并不大，除了充当打手，破坏学生运动，基本上就是累赘。
国民党的党化机构训导处，当年也实际上进不到学校核心，只好在面上浮着。
只有特务学生，才围着训导处转，像一块臭肉，围着一群苍蝇。
严格来说，国民党统治的22年，前十几年是没有什么特务学生的，只有到了最后几年，统治面临危机，特务学生才多了起来。
特务学生，也救不了党国的命。
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告发举报老师，须得革命进一步深入。
1949年之后，在文化教育领域，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思想改造”
、“镇反”
、“三反五反”
、“肃反”
、“反右”
、“文革”
，一连串反下来，相当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大规模的学生告发老师。
那年月，老师大体等于革命对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可以不严格监督？告发举报，不仅有背靠背，而且面对面，剑拔弩张。
以至于到了“文革”
后期，学生告老师告上了瘾，上课稍不如意，就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中学告、小学告，大学刚一恢复，就冒出来大批的人争先恐后地告。
那年月，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要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和改大学。
因此，有部分学生，横竖看什么都不顺眼。
文史哲的老师被告是家常便饭，讲的内容，动辄涉及封资修，稍有不慎，就掉到井里。
连工科专业课的教授，也逃不出被告发的命运。
但凡讲深一点，就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学生的迫害。
现在回过头来看清华大学那年月教授的回忆，感觉真是像在地狱里演滑稽戏，让人哭笑不得。
谢天谢地，这样普遍而且抽风式的学生告老师现象，总算是过去了。
现在告老师的学生，大都负有特别的使命，没有这样使命的学生，出于觉悟告发老师，当然也不是没有，但毕竟少多了。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学生告老师，表面上毁的是老师，实际上，真正被毁的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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