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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两位在研究国故上，除运用科学方法之外，都同样承继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
他们爱搜罗古物，辑录逸书，校订典集，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鲁迅的力量则多多用在文艺创作方面，在这方面的伟大的成就差不多掩盖了他的学术研究方面的业绩，一般人所了解的鲁迅大抵是这一方面。
就和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一样，鲁迅是新文艺的开山。
但王国维初年也同样是对于文学感觉兴趣的人。
他曾经介绍过歌德的《浮士德》，根据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写过《红楼梦评论》，尽力赞美元曲，而在词曲的意境中提倡“不隔”
的理论（“不隔”
是直观自然，不假修饰）。
自己对于诗词的写作，尤其词，很有自信，而且曾经有过这样的志愿，想写戏曲。
据这些看来，三十岁以前，王国维分明是一位文学家。
假如这个志趣不中断，照着他的理论和素养发展下去，他在文学上的建树必然更有可观，而且说不定也能打破旧有的窠臼，而成为新时代的一位前驱者的。
两位都富于理性，养成了科学的头脑，这很容易得到公认。
但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偏枯，他们是厚于感情，而特别是笃于友谊的。
和王国维“相识将近三十年”
的殷南先生所写的《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里面有这样的一节话：“他平生的交游很少，而且沉默寡言，见了不甚相熟的朋友是不愿意多说话的，所以有许多的人都以为他是个孤僻冷酷的人。
但是其实不然，他对于熟人很爱谈天，不但是谈学问，尤其爱谈国内外的时事。
他对于质疑问难的人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偶尔遇到辩难的时候，他也不坚持他的主观的见解，有时也可以抛弃他的主张。
真不失真正学者的态度。”
（见述学社《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专号》，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
）这样的态度，据我从鲁迅的亲近者所得来的认识，似乎和鲁迅的态度也很类似。
据说鲁迅对于不甚相熟的朋友也不愿意多说话，因此有好些人也似乎以为鲁迅是一位孤僻冷酷的人。
但他对于熟人或质疑问难的人，却一样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两位都获得了许多青年的爱戴，即此也可以证明，他们的性格是博爱容众的。
但在这相同的种种迹象之外，却有不能混淆的断然不同的大节所在之处。
那便是鲁迅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并且领导了时代的前进；而王国维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竟成为了时代的牺牲。
王国维很不幸地早生了几年，做了几年清朝的官；到了一九二三年更不幸地受了废帝溥仪的征召，任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
这样的一个菲薄的蜘蛛网，却把他紧紧套着了。
在一九二七年的夏间，国民革命军在河南打败了张作霖，一部分人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而他却在六月二日（农历五月三日）跳进颐和园的湖水里面淹死了。
在表面上看来，他的一生好像很眷念着旧朝，入了民国之后虽然已经十六年，而他始终不曾剪去发辫，俨然以清室遗臣自居。
这是和鲁迅迥然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
他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人，做学问是实事求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而独于在这生活实践上却呈出了极大的矛盾。
清朝的遗老们在王国维死了之后，曾谥之为忠悫公，这谥号与其说在尊敬他，毋宁是在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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