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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帖》的时代性——《驳议》的商讨（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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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议》的商讨（之四）
存世《兰亭序》文，既不能相信为王羲之的原文，那么《兰亭序帖》更不能说是王羲之的笔迹了。
《兰亭序帖》，无论是写本或刻本，都是后来的楷书笔法，把东晋人书所仍具有的隶书笔意失掉了。
这也正表明着它的时代性。
东晋人所书的砖刻，自前清中叶以来，即有不少的发现。
所有的字迹都是隶书，有的还带篆书笔意。
砖文大多是陶工所书，这就表明隶书在当时的普遍性。
阮元首先注意到这一层，是有卓识的。
（请参看《光明日报》7月30日宗白华同志：《论〈兰亭序〉的两封信》）
云南曲靖县的“爨宝子碑”
发现后，继之以四川涪陵县的“杨阳神道碑”
（或称“枳杨府君碑”
，案“枳”
乃县名，在今之涪陵附近。
碑刻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
今又继之以南京出土的“谢鲲墓志”
及王兴之夫妇与其长女王丹虎的墓志，都还保留着极其浓重的隶书笔意。
我们也知道碑刻与简牍，所用字体有正整与草率的不同，但用笔的方法是有同一的时代性或同一作者的个性的。
即使把砖石之类抛开，专就字帖而言，王羲之的《豹奴帖》是章草，有名的《十七帖》是稿书，但仍带有章草笔意。
这些和《兰亭序帖》是大有距离的。
《十七帖》中的《青李来禽帖》是行书，颇带后来的楷法，但与《兰亭序帖》也截然不同。
我们不能以王羲之“兼精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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