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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制度有两个特征,一是官员自选下属,一是选官的儒学化。
结果是被选中的人,既是上司的属吏,又是上司的门生。
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使得官员的后代,有了更多的入仕机会。
时间一长,就出现了世代容易做官,而且做稳了高官的门阀士族。
这种门阀士族,在魏晋实行选官制度改革,实行九品中正制度以后,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几乎垄断了政府所有的待遇优厚、地位清要的职位。
做官,主要看血统,看家族谱牒。
不过,跟春秋之前的贵族相比,此阶段的“贵族”
被称为士族,也就说,他们多少要有点文化,读点书,写几笔字,涂几笔画,有几分儒学的素养,知道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
好在这种令平民不快的状况很快就过去了,隋唐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以考试的利斧,逐渐把门阀给削平了。
当不上官,就没有地位。
想当官,只有考试。
再高贵的门第,再尊贵的血统,都没了太多的用处。
不考试得的官,大家都看不上,人丢不起。
几百年下来,到了宋代,用钱穆先生的话说,社会上没有了大门槛,就是说,没有了贵族,连形似贵族的门阀士族,也没有了。
没有贵族的社会,不意味着没有精英。
精英是士大夫,或者说是读书人。
但不是读过书,识点字的人都叫读书人。
像宋江那样做了小吏,就不叫读书人,如果去经商,更不叫读书人了。
唯有像《儒林外史》里周进那样,不得已经商了,看见贡院就昏倒、对科举考试痴迷到骨髓的人,才叫读书人。
当然,也有少部分读书不考试,或者不太热衷于考试,醉心做学问的,人们也会认为他们是读书人。
士大夫跟科举考试有密切的关系,跟官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被人称为士大夫的,多半是科举考试的得意者(无论哪个层次),在明清之际,就是所谓的正途出身,不是两榜进士,就是大挑举人或者五贡中人。
也可以说,士大夫不是现任官员,就是候补官员和退休官员。
士大夫跟读书更有关系。
读书既为了考试,也为了让人认为他们知书达礼。
当然,考试上有收获,会证明其知书达礼的程度比较高,类似一种文凭或者证书。
事实上,这种证书的档次用不着太高,不似今人,动辄博士硕士,一介秀才足矣。
很多有来头的人家的家训上,都写明,不愿代代出公卿,但愿每代出一个秀才。
近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家九代都有秀才,因此自豪地刻一印章,上书:有福读书。
读书人最重家学,有家学的人,出来混,大家都高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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