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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封建制也不是一无是处。
作为一种传统农耕社会中的政治制度,它的稳定性无疑是最强的。
嫡长继承余子降封的继承制度,至少在理论上排除了可能的继承纷争。
相应的,宗法制度也是一个相对稳固的等级制,所有人的身份、地位,在一出生的那一时刻就已经决定了,他的位置,只取决于他的父亲是谁,他从哪个女人肚子里出来的,嫡还是庶。
等级排列的标准非常单一,只有一个血缘标准,所以等级排列的清晰度非常高。
如果配之以相应的礼乐制度,在一个生活相对固化的农业社会里,如果制度目标的选项第一位是稳定的话,那么封建倒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在这里,有必要提一句我们历史盛传的“三代”
(夏、商、周)的礼乐制度。
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集祭祀、宴飨、游乐、教育为一体的仪式。
贵族们通过这种定期的仪式,在钟鸣鼎食、抚琴鼓瑟、投壶复射加上诗礼答问之间,即使不能完全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各自认同了自己的位置,认同了整个的秩序。
从另一个角度看,封建制也是一种管理成本较低的制度,无论哪一个层次的封建者,都不用设置太多的官员,配备财政、审计、监察机构,甚至不需要常备军。
当然,这种美好的境况,最终是被破坏了。
封建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的维持,全赖王室对于征伐礼乐的主持,同时需要不断地对外扩张,以满足不断分封的需求。
可是王室的扩张能力往往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旦扩张的步伐减慢乃至停滞,就不得不自削王室的领地以满足分封,这样就损害了王室的实力。
久之,封建的秩序也就难以维持了。
国都残破,平王东迁,势必“礼崩乐坏”
,天下大乱,乱的结果最终是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
这个转换,不仅留下了许多关于“三代之治”
的幻觉,和九斤老太式的感慨,也给后来的史家,留下了许多疑问。
古代的中国,在三代和春秋战国之间,虽然有些许的变化,工具有若干进步和商业有些许发达,但无疑仍然都属于典型的农耕社会。
这种社会,选择宗法封建形式的政治结构,应该也是合适的,因为它稳定而且成本低。
但问题在于,商之代夏,周之代殷,都是处于政治边缘的某一势力的崛起,整体取代。
取代完成之后,原来处于文明中心的文化和制度,当然不会被抛弃。
因此,孔子认为,周礼、殷礼和夏礼之间,具有袭承关系。
也可以理解为,所谓的三代之间,实行的是大体相近的制度(当然周制应该在宗法封建方面更具特色)。
而在东周时代,类似的整体取代的势力尚未形成,楚和秦有些类似的气象,但毕竟力量不足,而且受到中原强大的诸侯齐和晋的抗衡。
因此不可能在制度还没有大的变革之前,实现整体取代。
更关键的是,春秋竞争中的各个诸侯甚至大夫,在竞争过程中都意识到了直接控制的好处,纷纷想方设法强化自己的力量,开始了大规模的设官分治的历程,县和郡,都出现了(县出现在郡之前)。
在这个过程中,士或者士以下的平民读书人的作用日趋明显,他们成为日益增多的官职的受益者。
而士之间的竞争,则体现为一种知识的竞争,不仅促进了私学的兴起,而且使得统治者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了知识资源的好处。
诸侯和大夫之间的竞争,也体现为对利用知识资源的利用的程度,这就更加促进了制度的变化,使制度向着官僚化的方向转进。
今天我们一谈起官僚制,头脑里出现的往往是僵化、保守、低效率这样的概念。
但是在那个时代,官僚制其实是效率的代名词。
原本处于边缘的秦和楚,也由于文化的交流,被迅速卷进这种竞争之中。
从春秋到战国的竞争过程中,凡是传统抛弃的越是干净,集权越是彻底,旧贵族势力被打击得越狠,知识资源利用的越是充分,就越是占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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