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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胜利者秦，理所当然地是这种新制度和新传统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秦统一后，由于政治学理论所谓的“路径依赖”
的缘故，即对距离最近的成功经验的习惯性依赖，必然会选择郡县制，不再封建。
封建制对秦的统治者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幻觉。
因为他们统一的时候，离这个制度的全盛时期，已经有四百多年之遥了。
也就是说，秦之代周，不是一个直接的整体取代，而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
这个过程，到了战国开始，周的名义实际上都不存在了。
用柳宗元的话来说，“周之丧久矣”
，秦的天下，实际上是跟六国争来的。
竞争中，有别于封建制的新制度，得到了很充分的验证。
所以，新的时代，只能以郡县始。
现实中，从来不存在什么纯粹的制度形式，郡县制也是如此。
按道理，这种制度是一种“公司架构”
，但后来的王朝毕竟是有姓的，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一家之私。
在一个农业社会里，信任或者依靠自家人的信念永远都是有效的，这种传统，不可能不影响到制度上面。
可以说，在秦以后的王朝的制度框架中，虽然公司架构占据了主体地位，但家族架构的幽灵却一直在徘徊。
两种架构之间的内在矛盾，像一对总在打架的导演，一齐出场，演出了两千多年中国传统制度分分合合的悲喜剧。
自战国以降，西周的宗法制度不复存在。
虽然在名义上，天下依然属于一姓，但在结构上，家天下已经成为不可能。
无论皇帝有无此自觉，“与二千石（官员）共天下”
已经是一种客观事实。
但是，在王朝的意识层面，至少皇帝还想当然地把自己的辖境想象成一个大家族，而自己是这个大家族的家长，即所谓天下之大父，而皇后则“母仪天下”
。
历朝历代所谓“以孝治国”
的意识形态，其实部分是建立在这种家天下的沙滩楼阁之上的，一旦到了忠孝不能两全的关口，皇帝天下父的幻象也就撑不住了。
做了皇帝的曹丕一次问群臣：“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
，群臣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只有邴原勃然对曰：“父也！”
到了关键时刻，君臣关系的本质就显露出来了，不管平时装成什么样子，大家彼此其实就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不仅意识形态上两个架构打架，具体的制度结构和政治操作中，矛盾更是无所不在。
秦汉的中央官三公九卿，从官衔称谓到职能，都像是皇帝的家臣。
汉朝的中朝官，本来也是围绕宫廷事务设置的，而且皇帝也逐渐倾向于用中朝官取代外朝官，总是急着从幕后走到台前。
经久不衰的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本质上也是两种架构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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