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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司架构的本义，作为世袭制的皇帝，是不应该直接负责国家日常事务的管理的。
因为世袭的君主，没有贤能上的可靠性，因为谁也保证不了皇帝的后代，代代都那么聪明，所以难以保证机构的效率。
这种事情，只能由行政首脑的宰相和其领导的行政机构来负责，因为宰相或多或少是官僚机构中通过竞争拼杀出来的，具有相应的行政经验。
但是作为皇帝，往往不甘心只处于最后决策拍板者的地位，总是想方设法从幕后走上台前。
西汉中叶以后，中朝官逐渐取代外朝官，成为行政的核心，背后体现的就是皇帝直接控制的意图，只是这种意图在严酷的现实中，往往成为一厢情愿，除非皇帝心甘情愿地让天下糜烂。
事实上，信用私人的结果，大多不佳。
历史上的重大制度祸患，外戚、女主、宦官，无一不跟皇帝心中的家族架构复辟有关。
而若干次分封子弟以建皇室藩篱的举措，又以失败而告终。
有叛国而无叛郡的事实，明白地告诉统治者，在封建的宗法制已经不复存在的条件下，皇位的最大威胁，实际上来自于跟皇帝有同样血缘的自家人。
所以，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三省之类的中朝官，又演变成了外朝官。
隋唐时，集体的宰相，就是三省的长官，官僚制的自身规律，最终还是将行政首脑从皇家的内院，拉了出来。
当然，历史到了明朝，制度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
这就意味着董事长直接当了总经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合而为一。
宰相实际上是个累死人的活，也许经验老到的朱元璋还可以勉强胜任，此后生长于深宫里的皇帝，不免晕头转向。
于是不得不衍生出一个内阁来，作为宰相的替代品。
但是由于内阁在制度上并不具有合法的权力，仅仅是皇帝处理政务时的秘书班子，而且皇帝其实也不乐意放弃直接控制朝政的权力。
所以，有明一代，只有在皇帝比较清明的时候内阁才可以顶替宰相。
而其他时候，则未免宦官专权，朝政一塌糊涂。
在皇权和相权的问题上，只有清朝也许可以说是个例外。
在没有宰相的情况下却保证了政务的正常运行，这是因为清朝大皇帝比较勤政，而且大体头脑清醒，在军机处的帮助下，基本上可以胜任行政首脑的工作。
即便如此，清朝还是显现出更多地依赖制度成例，墨守旧规，官僚制较少自主性的特点。
这使得这个王朝在面临西方的入侵，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格外缺少弹性。
士大夫尤其缺乏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只是在晚清太平天国扫**传统的刺激下，才被重新激活。
历史上，对王朝政治影响最大的所谓不良因素，有宦官、女主、外戚、实体藩王和权臣的专权，这其中，前四种因素都跟制度的家族架构的阴影有关。
如果不是皇帝倾向于相信自家人，轻易地渡让了自己的权力，侵夺了官僚体系的权力，这四种因素本来是不存在的。
按柳宗元的理解，郡县制其创制的动机，可以说比封建制更加自私，“私其一己之戚也，和其尽臣畜于我也”
，只是在统治效果上，达到了更加的“公”
。
其实，如果就统治者的大家族而言，权力都集中在家长一个人手里，不能算是“公”
，但从更广社会视角来看，权力毕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分享，说是“公”
，也是可以的。
王夫之所谓，“俾才可长民者，居于民上，亦何以而非为天下之公。”
而且为了保证效率，官僚机构必须由优秀或者比较优秀的人才填充，官员的选拔必然成为王朝政治的核心内容，而且大体上要遵循“选贤与能”
的原则，从春秋战国的荐举，到两汉的荐举与察举并存的征辟制，中经魏晋南北朝的曲折，最后演化为科举，都无非是通过某种形式，尽可能将社会上的人才吸纳到官僚体系中来。
除了贵族政治复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选拔制度一直都比较注重制度化程序化，注重选拔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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