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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公司架构目标选项的效率优先，才导致了选官制度的这种特色。
选官制度最后走上了看上去很有现代意味的考试选才，其实也是长期的制度压力导致的。
同时，由于在一个基本排除了贵族统治的传统社会，官僚掌握的权力资源效用最佳，人们对“官”
也就最重视。
因此，官僚的选拔制度及相应的文化，势必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因此人们可以将之称为“选举社会”
，或者说“官本位”
的社会。
在这个问题上，皇帝的家天下感觉则表现为抛开正常的选拔任用体制，任用亲信，不仅体现在买官鬻爵上面，而且还有大量的白板和斜封官员。
这种倾向如果跟宦官和外戚这种皇族自家人的专权结合起来，对王朝政治的影响往往是颠覆性的。
皇帝抛开宰相，自己亲自上手抓工作，原因是不放心。
虽然说公司架构的目标选项，效率第一，但稳定和忠诚，也很重要。
我们说秦汉以后的帝国是公司架构，但那个帝国并不是真的公司，当时也不存在与现代公司制度配套的社会与法律制度，没有一套制度法规保障委托人的利益。
在历史上，也存在宰相或者其他朝政的掌控者，一旦大权在握，就架空皇帝，让皇帝当傀儡的事例，西汉末年的王莽、东汉末年的曹操、魏末的司马家族，最终还借此完成了改朝换姓的工作。
所以，也难怪皇帝不放心。
不过，就像现代社会里的公司管理一样，对擅权行为的最好制约，不是自己亲自操办一切，或者只相信自己家的人，而是建构一种管理机构内部的制衡机制。
这种机制，应该说在秦汉以来的帝国制度架构中是存在的，它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官僚制内部机构设置上的制衡，比如秦汉三公的分置，中朝官与外朝官，以及后来三省的设置，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复核，尚书省执行。
二是专门监视官员的机构，监察机构御史台的设置。
三是文武官员的分置，互不统属，而且故意制造彼此的敌意和相互轻视。
当然，也有制衡过头的时候，比如宋朝，官僚机构**架床，屋上架屋，一职多官，互相牵制，结果行政效率低到了极点，使得国家难以应付外部的压力。
说到底，中国之所以在秦汉以后，基本上坚持了皇帝加官僚这种制度，或者说坚持郡县制不动摇，甚至多数时候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主要还是由于黄河与长江的农耕文明区域，面临着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压力，这种压力虽然不是中原民族所独享的，但的确汉人所面临的压力特别巨大而且持久。
在铁器普及之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相对于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具有相当的优势。
尽管在文化程度、生产水平诸方面占有很大的先进性，但农耕民族在面对游牧民族入侵时，多数情况下只能处于守势。
如果没有比较有效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整合与集中区域的资源，没有强大的常备军，完善的后勤和防御系统，农耕民族一般都很难抗衡游牧民族的定期入侵。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古代史，中国的历史也是一个世界史，无法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中国历史漫长的郡县制历程，成长和发育起一个高度科层化，分工详细，自我组织，拥有自己的文化和行动逻辑的庞大官僚体系，不仅皇权的统治，是通过官僚制实现，而且皇权本身也受到官僚制的制约。
类似的官僚体系，在欧洲，只有到了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在所谓的绝对主义国家形态中才会出现，而中国在此前已经发育了两千多年。
要想了解秦汉以来的古代政治，不了解官僚制，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与二千石共天下”
，是中国传统帝制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以郡县为标志的制度以及文化的影响，很可能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我们平常所说的“封建传统”
，很可能其实只是“郡县传统”
，或者官僚传统，大家平素深恶痛绝的官本位、以吏为师的政治文化，无疑都来自于这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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