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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因合作而受骗，往往会因此而沉入深渊。
比如几户农民合伙做生意，一旦出现其中一个卷款逃跑的事情，往往导致其他人的家破人亡，因为他们的本钱很可能是借的高利贷。
事实上，虽然古代的农村社会也有契约，但农民的合作却往往不通过法律和契约形式加以规范。
而民商法大体阙如的王朝政府，也不热心通过法律的调解来处理合作纠纷。
当然，在正常情况下，农民一般也不太担心不讲诚信的行为。
因为只要还想在自己所属的社区生活下去，几乎没有多少人会敢冒这种“大不韪”
，那样做不仅意味着没有面子，而且等于被社区遗弃，道德压力会直接转化为情感和经济的制裁。
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过程。
虽然农民的意识观念未必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起进化，但不意味着他们以往的文化传统没有受到破坏。
以晚清最后几年的废科举为契机，私塾教育的大面积衰落，预示着农民赖以调解人际关系，维持生活秩序的文化网络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日常生活层面的合作变得困难，加剧了农民的困境，而利用边缘文化要素（比如喝符念咒）或者外来文化因素组织非常态的反抗倒容易了许多。
当农民经历了太多的革命和运动的折腾，再一次被拖入大规模的国家现代化浪潮中的时候，多数人真正进入了“无文”
的境地。
以往信赖的东西，经过反复翻烙饼，早就失去了神圣。
旧传统早已湮没，而革命形成的新传统也逐渐被抛弃。
老精英被打翻在地，不可能再起，而新的革命精英在更新的变化面前，逐渐丧失着原本就不稳固的优势，变得不那么精英，农民于再次进入传统家户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同时，被抛入一个文化的真空。
恰在这时，原来集体化状态下无需考虑的合作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合作的条件却不存在了。
在传统小农和合作化时代都不成问题的水利灌溉，现在成了难以处理的大难题。
为了避免搭便车，农民宁肯选择放弃。
正常的博弈无法完成，事情就已经结束了。
因为既没有受人爱戴的精英，也没有可供谈判的话语。
整个的环境气氛只是在刺激相互的不信任。
为了迅速地发财，农民可以轻而易举地浪费原本跟生命一样宝贵的信用资源，动辄“杀熟”
以换取并不值得的好处。
背信弃义有时不仅不会受到道义的谴责和经济的制裁，反而可以因此获得额外的利益。
严酷的现实总是刺激着农民的神经，激化了他们的戒备和猜忌心。
农民所处的文化环境变了，话语也丧失了，但他们的文化心理却基本上还是旧的，只是走向了对诚信过分依赖的反面，变得非常的难以合作，甚至无谓地担心别人的算计，担心自己会吃亏，不肯为将来的利益让哪怕一点点的步。
因为原来让他们相信的东西全都靠不住了。
在转型时期，不仅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而且值得信赖的精英也不存在了，可供谈判的话语也没有了。
旧传统和新传统一起离开了他们，更新的东西离他们还很远。
更为扎眼的问题是，虽然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但跟旧基础相配套的文化心理却还在他们身上留存着，只不过以跟传统时代相反的面貌表现出来。
这种心理和表现，使他们显得很不能适应时代的“进步”
。
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生存的空间，正在起变化，走向衰败和消亡。
他们被卷入变化，却不能理解变化。
新的合作机制的建立，也许是农民变成市民和公民之后的事情，但是无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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