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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他无论是在佛教处于清客地位的内地,还是在处于主人地位的西藏,均能占据一个显要的高位势来介入政治,为我们留下了袈裟与权杖关系的最好注释。
邢肃芝老人出家的那个年代,无论在世界还是中国,都处于宗教势力消退的势头上。
老人童年出家生活的回忆无疑是准确的,寺庙不仅会遭到军警的骚扰,而且连记者也会欺负到和尚头上。
更大危险来自于办学堂的热潮。
老人第二次出家住的种善寺,就因当地乡绅的办学热情,被强占了去,连一向号称灵验的菩萨也被从大殿里搬出来,堆在院子里。
实际上,这种毁庙办学的现象,从戊戌维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苗头,到了清末废科举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
在西人东来的过程中,中学的节节败退,也累带着佛教和道教等本土宗教成了落伍的宗教,其教义和轨仪似乎只剩下了“迷信”
的意义,而其僧团和寺庙更是只有浪费资源的价值。
这种源于现代化的毁佛势头,搅杂着传统的道学精神,来势相当凶猛,以至于佛教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有权势的军阀政客,施展灵异的左门旁道,以求自存。
佛教对世俗权力的依赖,无可挽回地堕入了更低一层次。
正像邢肃芝老人口述史里说的那样,风头最劲的太虚法师,既要借助张学良的力量保护陕西的佛寺,还要答应去蒋介石的小小的祖庙雪窦寺担任方丈,更需要将一堆军长师长甚至国民党中委纳入自己的门下。
佛教的高僧大德,要为军阀政客做升迁法事、做护国(集团的命运)法事、平安法事,许多赫赫有名的军阀,像赵恒惕、孙传芳、刘湘以及书中提到的四川省长王陵基(书中提到的是他的号王芳洲,似有误,应为方舟),都是那时节大开法会的主儿。
更有甚者,有时佛教还直接作用于军阀集团对内部的整合,比如湖南军阀唐生智,就在擅长藏密的顾法长的参与下,让全军将士受居士戒,练成了一支“佛军”
。
当然,这一切只是象征着佛教的式微。
从某种意义上讲,邢肃芝老人的老师太虚法师提倡的“人间佛教”
的努力,以及向内地佛教界引入藏密,都可以说是佛教界某种挽回颓势的尝试。
正是由于这种尝试,年轻的邢肃芝有缘接触到了藏密,从而引发了他雪域求法的念头。
从年轻的邢肃芝的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虽然佛教在式微,但对佛学的探求在近代知识界却出现了一个**。
这其中,既有杨仁山、欧阳竟无以及支那内学院师生的努力,也有马一浮、章太炎等人对佛理的探究。
已经在僧俗两界小有名气的邢肃芝,之所以放弃眼前的尊荣,甘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尝艰难跋涉的苦辛,步入一个完全不可知境地,应该说,支配他行动的也是知识界佛学探究的冲动。
在西藏,虽然藏传佛教与内地佛教有很大的不同,但同样一边是与世俗功利的紧密纠葛,一边是对佛理佛法的孜孜追求。
与内地的清客模样不同,佛教在西藏是唱大戏的主角,喇嘛教中的花教、白教、红教和黄教各个教派,谁跟权力靠得近,谁就占主导地位。
到了清代,西藏早已是黄教的一统天下,藏地喇嘛教黄教教派的最高领袖——达赖和班禅分别是前藏和后藏的实际统治者。
不过,在邢肃芝入藏的时候,达赖已经挤走了班禅,控制了全藏。
西藏是个贵族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佛教的社会,这两个基本点决定了西藏政治的特色。
首先,西藏的统治者是以封建领主的形态存在的,100多个世袭贵族家族构成了西藏上层社会的主体。
他们都有自己的世袭领地和庄园,拥有对领地农奴的生杀予夺的大权。
在俗界,只有贵族才有可能成为政府官员。
其次,西藏又是个佛教的世界,高级僧侣不仅是社会的精神领袖,而且拥有最高的世俗权力。
而他们本身也是另一种形态的贵族,虽然大多无法从血缘上世袭传承,但通过活佛转世,同样可以以寺庙为基地,成为传世的贵族,一样拥有领地、财富和农奴,甚至拥有武装,事实上也是封建领主。
对于世俗贵族,信奉佛教是他们之所以可以做贵族的合法性依据。
他们不仅要皈依佛祖,布施和供养僧侣,而且要绝对服从宗教领袖。
一旦他们有人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就可能被革除出贵族行列。
对于僧侣贵族,他们虽然是通过宗教的渠道获得的贵族身份,但却只能依从世俗的领主方式才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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