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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被称为噶厦，或者是噶厦政府。
噶厦由四位平行的噶伦（类似于宰相）执政，四噶伦中，有一个僧侣的席位，三个世俗席位。
噶伦以下，基巧、宗本、代本、甲本都是僧俗并设，有僧官有俗官。
这种僧俗混合的政府官吏体制，俗官由贵族担任，僧官则由喇嘛接任。
由于担任僧官的喇嘛不可能在血缘上世袭，这样等于是在贵族社会里面为平民另辟了一条升迁的小道，平民可以做喇嘛，然后通过投靠僧官，刻苦学习慢慢升上去。
平民当然大大地多于贵族，做喇嘛的平民更是多于做喇嘛的贵族（平民做喇嘛，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西藏的民俗），所以竞争性无疑是很强的。
平民出身的喇嘛必须具有相当的资质，不仅精通密显两套佛学，而且医卜星相都通才可能被僧官看上。
看上以后，还要学点做官的公文书写。
虽然佛教充盈于整个社会，但官场上却没有因此有什么道德掩饰。
所有官的获得都要买，而且是明码实价。
一个噶伦多少钱，一个宗本多少钱。
所有想买的人都清清楚楚。
买了之后，上任再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钱捞回来，而且加倍。
当然僧官也不例外，想要做官都得公开地买。
喇嘛做官自然得靠当僧官的师傅来买，徒弟做了官，再加倍地孝敬回来。
总之大家都是在做投资——回收的买卖，无论僧俗。
不过，对于贵族而言，大的贵族，领地多，收益丰厚，自然投资的本钱也大，所以一般来说官做得也大，小贵族只有投靠了大贵族，或者有其他的机缘，才可能置身高官的行列。
自然，所有的官，最大的卖主就是达赖喇嘛，虽然他不一定亲自料理这种买卖，甚至可能并不知情。
在西藏，凡是佛教中人，除了习武僧之外，都要研习佛理，就是大小活佛和达赖班禅也不例外。
学习佛理需要获得佛学阶位，不仅要熟悉佛教的经典五部经论，以及黄教祖师宗咯巴的理论，而且要善于运用经典解答各种问题，最后通过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的考试答辩才能如愿。
一般的喇嘛当然需要学习，因为没有学位不仅只好做低级喇嘛，而且也没有机会担任高级僧官。
大小活佛也要学习，因为得不到学位，他们就名不符实。
但是，在三大寺的学习状况，往往跟你的权势和财力密切相关。
因为在寺里不仅吃住请师傅授课都要钱，而且只有有财力放小布施（给自己学习单元的喇嘛施舍钱粮），才能免于做杂务，也就是说才好安心学习。
有权势的活佛们，往往动辄搞大布施，即全寺甚至全部三大寺的僧侣每人一份茶饭和钱。
所以，随着布施能力的增大，活佛们通过考试的难度则降低，至于最大的几个活佛，他们的考试只是走过场而已。
这样，同在三大寺学佛的人们就分出了三六九等。
最低等的不仅要承担各种杂工义务，而且还要为别人服役挣钱才能维持学习的；高一点的是能够做小布施，免除杂役，可以专心学习的；再高一点的，不仅可以免除杂役，而且还能雇人服侍；最高等级的当然是那些学习期间依然仆役成群的活佛们。
邢肃芝就是在内地政府和一些财东的支持下，才放得起小布施，得以专心学习，获得了藏传佛教的最高学阶。
不过，尽管直接掌握权力，使得藏传佛教界让人看起来很是不那么清净，但其实跟别的地方一样，也存在着研习佛理的热情与虔诚。
几乎所有沾濡过佛学的人都有这样的共识，佛学的确堪称诸神学中最具哲学意味的一种，能相当限度地满足人们求智的需要。
尽管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庸俗化的倾向一直就存在，而且有时还很强烈，但佛学却以其深邃的人生哲学和平和的论理精神，吸引着士大夫。
可以说，自魏晋以来，智者近佛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一直延续到近代。
藏传佛教虽然很有些神秘色彩，西藏原来的本教的因素也在佛教中有所反映，但其佛学的固有吸引力却并没有丝毫减弱，甚至可以说，藏传佛教对教义的讲求，对佛理的探索还更加在意。
直到今天，佛学界还公认，学习藏文是进一步深研佛理的前提，道理就在于藏文佛典之博大精深。
正像邢肃芝老人介绍的那样，在西藏三大寺求法的人们，对所有的五部经论，不仅要个个研习，而且要求反复背诵，烂熟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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