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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么一来,我在台湾就有了一个“反对净土”
的罪名。
其实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后来宜兰念佛会邀请我去领导的时候,由于李炳南居士先我在宜兰弘法,就告诫宜兰人不可以请我前去。
事实上,这真是莫须有的误会了。
与朱斐居士(右一)应邀赴日,旅日清度法师(左一)、仁光法师(左二)、广闻法师(后排左一)等相会(一九六三年八月)
后来过了将近一年,我记得是在《觉生》月刊的第十三期,我写了一篇《当茶花再开的时候》投稿,宣扬一位少校军人信仰的转变,朱斐居士等人看了非常欣赏,也就化解了过去的误会。
从此我们便时有来往,甚至于他还邀我继续为《觉生》写稿。
只是,不知经过了多少时日,《觉生》又给宝觉寺的林锦东居士收回,朱斐居士等人只有另起炉灶,于一九五二年创办了《菩提树》杂志。
从第二期开始,我就成为《菩提树》的长期作者,和朱斐居士本着同是佛教文化人的想法,相互地尊重、提携,一点隔阂都没有。
尽管我为《菩提树》写稿多年,不曾获得一点报酬,乃至于“菩提树杂志社”
出版的书籍也不曾赠送我一本,但是我并不介意。
甚至,那时候我人在宜兰弘法,还一直帮助《菩提树》在当地推销,陆续增加了三百多位读者。
当年我和朱斐居士都很年轻,虽有出家、在家的分别,但实际上我们对佛教的弘法热忱都是一样的,只是此中也引起了一些误会。
那时候,我们经常在台湾各地联合弘法、传教,许多年轻人也都很热情地参与。
记得有一回,我带了宜兰念佛会的青年,他带了台中佛教莲社的青年,大家一起远征澎湖,与当地的青年会合。
但是在一次的闲谈中,朱斐居士却告诉我,他对于忏云法师、净念法师、道宣法师非常崇拜,因为他们平时都不对外走动,只是安居一地修行。
此话也就是说,他认为出家人应该安于一处修行,对外弘法的责任交由在家居士担当即可。
当时,我很不能接受他的这个想法,虽然我们没有为此争执,但是在我心里,逐渐地也就对他产生了距离感。
所谓“佛法弘扬本在僧”
,这是太虚大师的名言,何况佛经里也经常提到“僧住则法住”
,假如僧团没有弘法的功能,那么僧团的作用是什么呢?
所以,后来当我主编《人生》杂志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弘法·护法·求法》,在我认为,出家众的责任是弘法,在家居士的义务则在护法。
不过,后来我也渐渐地警觉到,我这个说法也不对,弘法、护法是每一个佛子的责任,并不需要分彼此。
总之,此事之后,我和朱斐居士虽然还是同在佛教里发心,但是在心态上,我已觉得彼此的思想是有很大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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