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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误会，是我认为对于佛教的人事、言论应该要有褒贬。
好，则予以褒扬；不好，则应给予批评、纠正。
或许我的想法在他看来操之过急，但是那个时候，我心中只有佛教，没有别的挂碍，我既未想求得名闻利养，也不想做当家住持，一心只有想到佛教要兴隆、佛教要健全。
或许这也是因为当年我与智勇法师在宜兴编辑《怒涛》月刊的时候，一股为佛教的热忱，促使我们勇于订下“以春秋之笔，褒贬佛教人事”
的约定，期许佛教人士都能有一种重视舆论与警觉自己行为的表现。
所以，来到台湾之后，就希望佛教界也能有这样的共识，可惜事实并不如人意。
我在一篇物语《香炉的话》里（后结集成《无声息的歌唱》）提出祝愿，希望一些危害佛教的人士能够早日消灭。
朱斐居士看了之后，即刻写信给我，表示大不以为然，批评我出家人不可以伤害别人，并且还提出李炳南居士也同表深深地不以为然。
对于他的说法，不由得让我感叹，并为佛教的前途忧心。
每个人若都想要做佛教里的好人，没有正义感，没有公德心，没有公是公非，任由少部分的人在佛教里胡作非为，佛教的未来又该如何是好呢？因此，我觉得朱斐居士太过明哲保身，太过自私了，不得不让我对他心存芥蒂。
不过，对于佛门里僧信的处事氛围，我也早已明白并不容易改善。
虽然我和朱斐居士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有一些立场上的差距，但是我们不曾有过正面的争执，至今五十余年来，一直都非常友好。
我不仅做了《菩提树》的长期作者，甚至于有一些特殊的文章，不管用什么笔名发表，都是先投稿给《菩提树》。
例如我以“摩迦”
之名撰写的《国家公园与佛教圣地》，就曾蒙朱斐居士替我在第一期发表；我翻译日本森下大圆先生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时，序品也是交给《菩提树》。
另外，我也帮忙他邀稿。
像煮云法师的《普陀山传奇异闻录》，就是我替他约稿的，后来结集出书时，我还写了一篇长序。
这一本书在台湾不只发行了数十万册，甚至多达数百万册，一再地再版，说它洛阳纸贵，真是一点也不为过。
乃至于我每次到台中弘法，受到慈善寺、慎斋堂邀请前往讲经，座中也必定都有李炳南老居士和朱斐居士，甚至有时候晚间也还住宿到朱斐居士的府上。
因为与李炳老、朱斐居士的谈话，都是有关佛法的信仰，谈起来也就觉得很够劲。
可惜每次话题都只能局限在佛教的教义上，假如论及佛教的人事、事业，我们的意见就大不相同了。
所以后来《菩提树》在发行了几百期后，或许也由于我的事业很多，他就交给了一位来自越南的，台北灵山讲堂创办人净行法师（一九三四年生）接办，而没有说要让我继承了。
不过，在朱斐居士还未交出《菩提树》的前几年，我在南部建设佛光山时，为了给佛学院学生精神上的鼓励，写了一篇《怎样做一个佛光人》，这是为“佛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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