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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所写，故名之为此。
听说他对我文中所述“佛教第一，自己第二；大众第一，自己第二”
等观点相当认同，认为这岂只有佛光人要这样做，所有佛教徒也都应该如此，所以在刊登时，还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改为《怎样做一个佛教人》。
承他的好意肯定，但是佛教那么大，团体、宗派那么多，我也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是在佛光的小范围里提倡。
等于太虚大师过去“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菩萨瑜伽戒本”
，他对于僧团的革新理念，从最初《整理僧伽制度论》中以设立八十万教团的目标，到《僧制今论》中减为二十万，再到《建僧大纲》说的四万，到最后缩减为一座道场，创立“菩萨学处”
。
我也是一样啊，我哪敢要广大的佛教徒都能听我的意见，我只能要求佛光山的徒众这样想，并且要求他们这样做到就好了。
当然，朱居士的想法也没错，但是我还是为彼此几十年相处下来，在思想上的一点差异，感到很可惜。
朱斐居士除了创办《菩提树》，还创办了菩提医院，成就了慈光图书馆，可以说，当时台中佛教事业的发达，就是借助李炳南居士的领导，和朱斐居士为教的信念所成就的。
后来，他移民到了美国，在我觉得，是应该要让他“移民”
到佛光山来的。
只是那时我才开山，不具备移居的条件，当然也就无法获得他的前来了。
不过事实上，朱居士这个人也有“只为佛教”
的发心，并没有想要佛教对他如何优待。
再说，他是台中佛教莲社人，当时台中佛教莲社势力很大，其实也就是在照顾他、庇护他了。
只是，之后他不知何故，又从纽约跑到故乡上海，大概是由于夫人邓慧心女士去世，失去了老伴的男人，也就想到了故乡吧。
他在大陆生活了多年，偶尔回台也和我小叙。
但是那个时候，我正为了佛光山内外的法务，忙得不亦乐乎，也就逐渐地疏于联络了。
一直到现在，听说他住在台中的一个养老院里，已经九十多岁高龄。
虽然他还是没有来佛光山居住，但是有邀我前去看他，只是我因为法务繁忙，因缘尚未成熟。
由于朱斐居士也算是我的老友故人，尤其对台湾佛教文化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对于这样一位同为宣扬佛教而努力的道友，不禁心系念之，备感怀念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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