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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如何增加法宝了。
当时在台北，赵恒惕、钟伯毅、屈映光、蔡念生、董正之等人，他们发起要重印大藏经，我对他们这许多的居士大德，佩服不已。
有一次，我到台中探望“国大代表”
蔡念生居士，当时他正打着赤膊、穿个背心，在炎热的夏天里，汗流浃背地在那里编校大藏经。
眼见蔡居士对藏经编印的投入、发心，真让我同感藏经的宝贵。
于是，我也兴起想要拥有一部大藏经。
四方寻求之下，知道香港佛经流通处流通大陆的《频伽藏》，听说香港优昙法师平时为人热心，深受同道推崇，我就捎了一封信，请他帮我购买一套《频伽藏》。
信寄出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百多册的《频伽藏》就从香港寄到了宜兰。
我不敢说这是不是台湾第一部藏经的开始，不过，我觉得台湾有了藏经，是稀有难得的事，因此特地发动数百位信徒到火车站，列队在中山路，手捧顶戴、香花迎请，把《频伽藏》恭迎到宜兰念佛会。
宜兰念佛会奉请《频伽藏》（一九五四年九月）
不过，那个时候真是委屈了这套《频伽藏》，我连供奉它的“经橱”
都没有，只能将它平放在桌子上。
《频伽藏》是铅字印刷，好像都是宣纸印行，美观大方。
幸亏有了这套大藏经，我能写下一本《释迦牟尼佛传》，都要感谢《频伽藏》里的《佛所行赞》作为我最大的参考功用。
记得《频伽藏》供奉在宜兰念佛会的时候，有一些兰阳女中的学生，因为迎请藏经的隆重，也引起她们的信心。
有一位高中的美丽小姐，很高兴地到了宜兰念佛会，就说：“我要看大藏经！”
我们的总务李决和居士（慈庄之父），就取笑说：“你要看藏经！
牛也会看藏经了！”
表示一般人要看大藏经，应该要先衡量自己的实力如何了。
六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当年迎请大藏经的那许多人士，如：慈惠法师、慈容法师等，至今都还留在佛门里。
影印大藏经环岛宣传访问台南大仙寺。
前排左起：林松年居士、本人、龙泉法师、南亭长老、煮云法师、广慈法师（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三日）
那时候，我在台北见到赵恒惕居士（一八七九年生，湖南衡山人，曾任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议会议长）所组织的“修订中华大藏经会”
，经常召开藏经重印会议，我见他们开会，几乎有二十年以上。
可能受限于经费问题，到最后，虽也影印出一套《碛砂藏》，但由于《碛砂藏》也是木刻版本，只是重新影印，未有新意，不够美观，当然也就引不起人阅读的兴趣。
我想，他们一直开会讨论重印大藏经，是因为“中华佛教文化馆”
影印了日本的《大正藏》而受到刺激：我们中国人为何要印日本人编的藏经？难道我们不能出版一部自己的藏经吗？
影印《大正藏》的因缘，是由孙张清扬夫人和叶公超先生发起的，他们当时用航空从日本运回一套《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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