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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彰化福山寺进行编藏工作（一九八一年一月）
那时候，每月印行一经，固定在每个月的第一天出版，我们只酌收成本费，每本定价台币一块钱，助印价五毛钱；同时，我们也订了一个原则，每个人至少必须复印五本以上。
当时采用二号正楷字排版，用上好的模造纸印刷，庄严美观，供应个人读诵或作讲本之用，我在书的内页天地格留有多余空位，方便大家在听讲时，可作笔记之用；同时，我也把复印者的芳名刊印在经文之后，以为征信和功德回向。
我记得“每月一经”
，一共出版了三十几本，有《十善业道经》、《劝发菩提心文》、《观音普门品》、《普贤行愿品》、《四十二章经》、《佛说遗教经》、《玉耶女经》、《银色女经》、《佛说七女经》、《妙慧童女经》、《父母恩重难报经》、《盂兰盆经》、《观无量寿经》、《佛说孛经》、《金刚经》、《善生经》、《胜鬘夫人经》、《梵网经菩萨戒本》、《学佛行仪》等等。
一九六五年，我创设了寿山佛学院，就让学生每天早晚讽诵一部经典，这样下来，就可以读到不同的经典，也是一种阅藏。
然而，我不因此而感到满意，还是日夜不断地思索、酝酿，认为佛学应有契合时代的方法与权巧，才能中外融和、古今贯通。
随着时空的转变，藏经除了亟须保留原有的精粹，更应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一九七〇年初，蓝吉富（时任东海大学讲师）前来找我，鼓励我编印佛教大辞典，当时自己实在没有条件，后来商之于萧碧霞师姑，她在台北吴兴街有一栋房子，愿意提供给我们作大辞典的编辑部，就由蓝吉富与慈怡分别负责，我就定名为《佛光大辞典》。
后来，慈怡把编辑部搬移到彰化福山寺，并且建议我们自己来编印大藏经。
虽然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但是想起过去，不论玄奘大师西天取经，鸠摩罗什大师终身以译经为业，乃至历朝藏经汇编之不易，尤其元代法珍比丘尼为法宝流通，毅然挥刀断臂募资刻藏，感动十方信士发心赞助，积三十年始成的《赵城金藏》，所谓有愿必成，有志者事竟成，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所以一九七七年，我在彰化福山寺成立了“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
，指示慈怡法师负责，由比丘尼慈庄、慈惠、慈容、慈怡、慈嘉、依空、依淳、达和等担任编辑委员，因为那时佛光山的男众很少，没有力量参加；再者，当时台湾已有许多优秀的比丘尼，她们的能力、学识都不亚于男众，其中有的人在大学任教，有的人在社会上弘法，巾帼不让须眉，相当有成就。
为了提升比丘尼在佛教界的地位，树立比丘尼的新形象，我认为应该让这许多女众人才，有所发挥、表现，所以佛光山的编藏工作，就由比丘尼主道。
我并呼吁教界：比丘尼要向比丘学习，比丘也要向比丘尼看齐。
与慈怡法师在一起
之后，在我的带动下，慈怡招募大专青年十余人，佛光山丛林学院学生也由老师带领参与编辑的工作，许多义工也都积极参加讲习，投入《佛光大藏经》的校对行列。
我们并邀集海内外僧俗学者，采历代各版藏经，重新整理、校勘考订、分段标点、名相释义，并且有经题解说、索引，以及诸家专文等，我希望能编纂一部“人人能读，读而易解，解而能信，信而易行”
的《佛光大藏经》。
甚至，我们也不定期邀请许多的专家学者协助，加强学生编辑及义工校对的能力。
尤其我最重视分段标点，很多佛经不懂之处，你只要看标点是惊叹号、是问号或是句点，大概就能揣摩到意义是什么了。
我将《佛光大藏经》分为十六大类，分别为：《阿含藏》、《般若藏》、《禅藏》、《净土藏》、《法华藏》、《华严藏》、《唯识藏》、《秘密藏》、《声闻藏》、《律藏》、《本缘藏》、《史传藏》、《图像藏》、《仪志藏》、《艺文藏》、《杂藏》。
上述十六大类中，《图像藏》、《艺文藏》是历代各版藏经中未曾收纳的，主要是我深感佛经本身深具文学、艺术意涵。
佛教东传，丰富了中国的文学、戏曲、建筑、雕刻、绘画，使得佛教文学、艺术留下大量辉煌瑰丽的文化遗产。
因此，我期许《佛光大藏经》可以突破传统，将佛教文学、艺术收编入藏，作为佛教传播和弘扬的方便法门。
这之后，编藏的工作与出版的情形，我大概分几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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