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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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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为它的儿童所产生的那种类型的文学，最好地标示出那个社会所理解的儿童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说，一个社会对儿童的理解，常常影响、支配着那个社会的儿童文学的发展。
譬如在上一编中讲到的我国古代那些处于胚胎和萌芽状态的儿童文学，在漫长的古代文明发展史上一直处于潜在的自发阶段，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封建旧儿童观对儿童的漠视。
“大人连合适孩子年龄的衣服，都不做给他们穿，又遑论儿童在精神上的要求呢？”
近代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充分重视的时期，它在社会儿童观与儿童文学的形式两方面为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自觉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与准备。
儿童文学第一次以一种明显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除当时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外，实在也是近代“儿童文学”
活动的必然产物。
一 五四前的“儿童文学”
如前所述，近代社会的深刻变动，“强国保种”
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不论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
观，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都使人们最终将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未来之国民”
——儿童的身上，将兴国的良方压在新式的儿童教育上。
与此同时，由于人们看到了欧洲以及日本等国的某些文学作品在同外敌斗争中起了很大的救国、复兴因而富强起来的作用，对文学特别是某些政治小说发生极大兴趣，以为“无文学不足以立国，无文学不足以新民”
。
于是，文学的特殊社会功能与儿童特定的社会地位便自然地结合起来，以致形成了近代所特有的繁星般璀璨多彩的“儿童文学”
景观。
1．儿童诗与学堂乐歌
儿童诗歌我国古已有之，它可谓是中国儿童文学出现最早与最完整的文体，其表现形式有三：一是活跃在民间的儿歌童谣，二是用诗文形式写作的一些启蒙读物，三是诗人创作中富于儿童情趣的作品。
它们被称为儿童诗，并非是社会有意识地为儿童而编写创作的，而是儿童主动“拿来”
占为己有的结果。
近代社会的变革，需要设立学校来培养变革需要的新人才，而传统的启蒙读物已无法胜任此职。
严复就曾抨击四书五经对儿童心灵的扼杀：“六七龄童子入学，脑气未坚，即教以穷玄极妙之文字，事资强记，何裨灵襟？”
又说：“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学也，必先课之以《学》、《庸》、《语》、《孟》，开宗明义，明德新民，讲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
从而呼吁合儿童心理与接受能力的新教材。
1897年，林纾（1852—1924）还身体力行，创作《闽中新乐府》为儿子的教材，用通俗白话，仿白居易讽喻诗体，取训蒙歌诀的形式，以补正传统蒙学之不足。
他在《自序》中写道：“儿童初学，骤语以六经之旨，茫然当不一觉。
其默诵经文，力图强记，则悟性转窒，故入人以歌诀为至。
闻欧西之兴，亦多以歌诀感人者。”
林纾重视儿歌童谣这一文学形式是与他“强国之基在蒙养”
的思想分不开的。
这也是当时启蒙运动中的一种普遍思潮，把强国的希望寄托在儿童身上。
1897年，以“端师范，正蒙养，造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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