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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吹在《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序》中说得极好：“儿童的被发现”
这一提法，对儿童工作者（不只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在教育方面）说来，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为什么时至今日，在文艺舞台上列队，儿童文学这个角色总排不上。
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如果把儿童看做缩小的成人，无视他们独立的人格，那么，当然在文学天地中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了。
《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中对这一点作了历史的引经据典的叙述，强有力地支持了儿童文学工作者发奋工作的信心，是极有积极意义的。
蒋风、韦苇两位专家对于中外儿童文学发生的论述，共同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就是被写入《不列颠百科全书》“儿童文学”
词条中的名言，儿童文学的自觉与许多历史因素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某些有迹可循的社会运动的产物，最明显的是‘发现’了儿童”
；“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人，一种适于他们的文学便应运而生”
。
我曾经认为，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观的确立，与五四运动爆发前三天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一年推销他的“儿童中心说”
有直接而决定性的关系，因为“五四时期中国凡对儿童及儿童文学感兴趣的人，几乎全接受了杜威的学说”
（郁炳隆、唐再兴主编，《儿童文学理论基础》，10—1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我很长一段时间，习惯用“儿童本位”
这个词，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美国学者杜威的“儿童中心说”
联系在一起，但我越来越怀疑这一结论的科学性，时常质疑杜威的“儿童中心说”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意义究竟有多大，甚至以为有没有杜威来华讲学不是很重要，发现儿童、发现儿童文学已经走上了中国“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
的文明进程，杜威的“儿童中心说”
来到中国，应该是顺应中国变革之时势，满足中国文化启蒙之需要，给力中国儿童文学之发现，送来一种武器，让批判更有力；添了一把烈火，让破坏更彻底；立了一个标杆，让建设更明确。
诚然，“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
（茅盾语），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但中国“儿童的被发现”
情形更为复杂，在杜威实用主义的“儿童中心说”
之前，至少还有鲁迅接受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幼者本位”
思想，周作人接受美国教育家霍尔儿童学学说的“儿童本位”
思想，各种学说竞合交融，从而催生了一个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特色的新文学——儿童文学。
如果说鲁迅、周作人关于儿童问题的思考更多注重于形而上的思想启蒙的世界观意义，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说”
更多具有形而下的操作层面的方法论意义，他们在“收纳新潮，脱离旧套”
（鲁迅语）的五四思想大解放时代汇聚在一起，形成巨大的理论武器，让中国儿童文学从发生的一刻起，就与世界先进的儿童文学理念接轨，有较高的理论起点和发展的世界眼光。
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在2004年写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开篇，有意按照自己的臆测，对“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发生”
作了如下大胆描述：
在中国灿烂的文学星河里，儿童文学作为一颗璀璨的新星，萌芽于晚清的“儿童文学活动”
，自觉于20世纪初叶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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