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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曰“小儿语”
。
是欢呼戏笑之间，莫非理义身心之学。
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庶几有小补云。
这段话表明作者对儿童歌谣的性质和特点已有了相当科学的认识。
首先，突破了一千多年来的“荧惑说”
，揭示了童谣与儿童生活、情感需要之间的联系，肯定儿歌是一种供儿童娱乐游戏的文学形式，揭开了封建统治者强加给童谣的神学面纱；其次，肯定了儿歌童谣所具有的教育功能；再次，看到了儿歌作为民间口头文学所具有的口头性、集体性和传承性三大特点。
这些见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童谣所作出的较为合理的解释。
吕坤深受其父影响，沿用《小儿语》《女小儿语》之体式编成《续小儿语》三卷，又根据他在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做地方官时收集的民间儿歌，“借小儿原语儿演义”
，收儿歌46首，编成《演小儿语》。
这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本真正的民间儿歌集，开创了为教育儿童编创儿童歌谣的先河，它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周作人曾有过恰当的评述：“中国向来缺少为儿童的文学，就是有了一点编纂的著述，也以教训为主，很少艺术的价值。
吕新吾的这一卷《演小儿语》，虽然标语也在‘蒙以养正’，但是知道利用儿童的歌词，能够趣味与教训并重，确实不可多得的。”
这里的“趣味与教训并重”
的意思近似今天所说的“寓教于乐”
，可谓抓住了《演小儿语》的精髓。
《演小儿语》的出现，说明儿童歌谣已明确地从民间歌谣中分离出来，从封建神学中解放出来，开始以儿童作为它特定的读者群，向“以儿童为读者的文学”
迈进了一大步。
此后，随着近代儿童教育的提倡与发展，为儿童采集民间童谣的风气日长，陆续出现的童谣集有：
《天籁集》，收浙江儿歌四十六首，郑旭旦编，康熙初年；
《广天籁集》，收浙江儿歌二十四首，悟痴生编，同治十一年（1872）；
《越谚》，上卷有《孩语孺歌之谚》，收录不少民间儿歌，范寅编，光绪八年（1882）；
《北京儿歌》，收录北京地区流行儿歌70首，并附有英文译文，意大利人韦大利编，1896年。
韦大利在序文中不无推崇地写道：“在中国民歌里，可以寻到一点真的诗”
；“这些东西，虽然都是不懂文言的未上学的人所作，却有一种诗的规律，和欧洲各国相类似，和意大利诗法几乎完全相符合。
根于这些歌谣和人民的真的感情，新的一种国民的诗，或可以产生出来。”
自此，中国的儿童歌谣开始为欧美所注目；
《孺子歌图》（ese Mother es），中国儿歌集，收录儿歌140首，英文排印，附中文原文，配有根据儿歌内容拍摄的照片插图，图文并茂。
美国人何德兰（Lsaac Taylor Headland）编译，1900年在纽约出版；
《下里歌谣》，收儿歌八十一首，大多为创作儿歌，作者伍北鳌，1906年刊行，序文写道：“幼稚之年，未识道理，强而聒之，非所乐闻，唯俚俗之歌，入耳而不烦，上口而不逆，嬉戏之余，使其侣相唱相和，以能诵为高，强记为乐。
及其长也，示之以义之所存，涣然冰释，怡然理顺……”
近代新教育制度确立以后，与提倡教材“应以儿童发达的顺序为转移”
的新教育观相呼应，一批“先进的中国人”
，如黄遵宪、梁启超、曾志忞、鲁迅、周作人等，都参加到儿歌童谣的编创队伍里，并在他们的带动下，出现了不少以儿歌童谣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报刊，如《小孩月报》（1875）、《蒙学报》（1897）、《蒙养学报》（1903）、《童子世界》（1903）等，并且还有配合学校教育的儿歌童谣体课本《最新妇孺唱歌书》（1904）、《教育必用学生歌》（1904）等。
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中国儿童文学时，儿歌童谣因其与儿童精神生活的深厚联系，被作为儿童文学的最基本体裁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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