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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首先辨析了用“产生”
这一表明“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
的词语来讨论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发生、演变的历史有它的不合事实处（言外之意，是否说中国儿童文学不是“从无到有”
，而是“自古有之”
呢？），也存在思维方法上拿了发展的成熟的甚至是现代化了的儿童文学形态去替代历史上的“儿童文学”
的错误处，认为应将关于中国儿童文学“产生”
于何时的讨论变成中国儿童文学“自觉”
于何时的讨论，并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儿童文学“自觉”
于清末民初即辛亥革命前后的三条依据：（一）儿童观的变化。
随着1905年废科举后新教育在全国走向确定，中国人“开始了对儿童的‘发现’，这其中就包括对儿童审美心理的研究”
。
（二）开始了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收集和创作，儿童文学作为一类在文学园地里开始出现，如1909年创刊了专门刊载供儿童课外阅读作品的《童话》丛刊。
（三）理论上对儿童文学进行了最初的研究，如孙毓修的《童话·序》（1909）与周作人的《童话略论》（1913）。
吴其南先生着重指出：正是“由于《童话》的创办和孙毓修、周作人等人的活动，中国儿童文学在清末民初得以自觉，但这种自觉主要是借民间儿童文学的收集、整理和说明得以实现的。”
因而在整体上又“缺少一种和20世纪时代精神息息相通的性质”
；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得以“突破这一局面并迅速地使自身现代化”
。
吴其南先生写道：“五四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它在极短的时间内使中国儿童文学完成了这一转变。”
众所周知，“儿童文学”
这一名称只能是近、现代社会文明的产物，中国的“儿童文学”
一词最初出现于五四时期，从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
中衍化而来的。
既然吴其南先生也看到了五四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循着吴其南先生的思路，笔者则认为，还是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延至五四时期更为妥帖。
1990年，笔者从师蒋风、韦苇两位教授攻读儿童文学硕士学位，意外地在导师家中见到了吴其南先生，原来他是导师于1978年招收的第一届儿童文学研究生，我们又都自然地谈忆起这次论争，尽管这一论争此后没有在报刊上进一步展开，却在导师与师生之间以另一种“口头辩论”
的形式持续达两年之久，论辩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古代有没有儿童文学？论辩的直接起因是这样的：随着中国现、当代两部儿童文学史著作的陆续出版，蒋风教授拟花近三年的时间，与研究生们一起编著一部《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史》。
韦苇先生认为：就世界范围而言，儿童文学的自觉可以上溯到欧洲的17、18世纪之交，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又在这之后，一般认为在近、现代大约19、20世纪之交。
在漫长灿烂的中国古文化中虽然也不乏合今日儿童文学标准的作品存在，但我们毕竟没有关于那个时代的儿童读者的反应作立论依据，再说古代中国人也不大可能有一种供给儿童文学读物的意识，因而，说中国古代就有儿童文学并写史是证据不足的，虽然这项工作——在浩如烟海的古代著述中钩沉出类乎儿童文学性质的史料史实也不乏有其价值的一面，但它以放弃对20世纪这一活生生的儿童文学现象的研究作代价，也是不足取的。
蒋风先生认为：文化是割不断的，广义地说，有儿童的地方就会有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之所以有现、当代的显著发展，是有其民族文化的源头的，这个源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民间文学中合儿童文学性质的部分及历代文人创作的为数不少的被儿童所喜爱的作品，并据此开列了自远古神话到明清的《龙文鞭影》（萧良有）、《演小儿语》（吕坤）与《幼学琼林》（程允升）等一长列篇目，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儿童文学”
的发展轨迹。
笔者在这场辩论中认为：历史是割不断的，但历史发展在其不同阶段有其特定的内容与任务，在儿童还没有被“发现”
以前的古代，是很难想象有供给他们的文学。
但面对古代儿童也同样有文学的需要与客观上具有儿童文学性质的民间文学及文人或儿童创作的仍为今天的儿童所喜爱的作品存在这一事实，笔者建议，若以《中国儿童文学渊源》为题对这些史料史实加以钩沉、推理，是很有价值与意义的；或者将此作为一部《中国儿童文学通史》的“史前”
部分加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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