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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戏剧性的是,王泉根先生在第二章《五四:中国儿童文学的转型》里,又将五四时期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期”
,并且明确指出:“儿童观的改变,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了不起的功绩,一个划时代的革新,这也是现代儿童文学的一个良好开端”
。
这又似乎在主张“五四说”
了。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混乱,笔者以为最主要原因是作者在批评他人在“儿童文学”
概念的使用上“以今衡古”
时,自己却走了另一个极端,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儿童文学”
标准,违背了同一次分类必须坚持同一标准的原则与概念的同一性原则,造成每个部分孤立地看来都能自成一说,而连贯起来却相互矛盾。
笔者至今仍然坚持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于五四时期。
这里的“儿童文学”
显然是指文学一类别的“儿童文学样式”
;“五四时期”
,也不能狭隘地理解为1919年,而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从20世纪初叶到1921年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这之间大约20年的时间,“发生”
一词,显然是部分地接受了吴其南先生的批评,将中国儿童文学放到过程中去作动态地有序地考察。
1993年春,笔者在完成的近四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从“儿童的发现”
到“儿童的文学”
》(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中,再一次阐发了这一观点。
文章指出中国古代很难发生儿童文学的五个方面的理由:1.我国“儿童的发现”
迟至20世纪初,在此以前,儿童虽然存在,可是人们却视而不见,连适合他们穿的衣服都未给予,又何尝意识到他们的精神需求呢?2.我国封建社会漫长,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崇尚“力”
与“经验”
,形成了“成人本位”
、“老者本位”
的思想,既少体力又少经验的儿童,自然没有社会地位,儿童文学也不存在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
3.在以“祖先崇拜”
为核心的“长者本位”
道德中,儿童在家庭中同样没有正当的地位,“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
,儿童的一切要求必然被漠视。
4.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以载道”
的文学观与“望子成龙”
的心理相结合,不允许儿童有幻想,“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儿童的书》)5.古代中国的作家,被紧锁在皇权、族权的链条里,沉重的封建精神枷锁泯灭着他们的“童心”
,使他们很难再有孩子般明澈的眼光与心灵,失却了创作儿童文学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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