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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儿童文学建设的意见是广泛而具体的，而且“有些主张”
，还是由许多青年的血换来的宝贵经验。
这些意见也一一落实在鲁迅一系列的儿童文学活动中，使他“救救孩子”
的呼吁变得更加切实了。
（一）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
鲁迅虽然没有专为孩子创作，但在不少作品中，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件小事》《雪》《风筝》《藤野先生》《社戏》《故乡》等，或记叙儿童生活，或描绘儿童形象，或童心未泯眷恋儿时七彩世界，或绝假纯真对孩童寄寓一片爱心，由此成为中国少年儿童最早接触的鲁迅作品。
其中在《故乡》《社戏》等篇中塑造了全新的儿童形象，将它们视作我国儿童文学杰作也不为过。
鲁迅笔下的儿童形象有三类：第一类是已经被“吃”
，身心都被吞噬的儿童。
如狂人的小妹（《狂人日记》）、华小栓（《药》）、单四嫂子的宝儿（《明天》）、祥林嫂的阿毛（《祝福》）等。
第二类是正在被“吃”
、精神被虐杀的儿童。
如从天真活泼聪明可爱、善良无私的少年小英雄，变成了一个愚昧麻木、狭隘自私的木偶人闰土（《故乡》）；“睁着怪眼睛”
、同“狂人”
作冤对的一伙小孩子（《狂人日记》）；以苇竿做枪，不自觉地加入迫害“疯子”
行列的一群孩子（《长明灯》）；“恶狠狠”
像鬼一样的阿昭和她的弟弟（《在酒楼上》）；像大人一样势利、冷酷、凶残的小孩子（《孤独者》）等。
第三类是尚未被“吃”
的正常儿童。
如水生、宏儿（《故乡》），双喜、阿发（《社戏》）等，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家的希望：“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曾生活过的。”
由此可见，鲁迅笔下的儿童形象都取自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是将“救救孩子”
与“疗救社会”
及“民族未来”
这样一些巨大的社会历史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体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而且“孩子——祖国——未来”
这一合逻辑的意蕴，又使得鲁迅笔下的儿童形象具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
鲁迅以自己的童年与故乡为背景而描绘的儿童形象，还是我国现代童年母题文学的开风气之作。
如果说《故乡》还是童年回忆的片断嵌入，到《社戏》时，作品的主人公已开始与鲁迅的童年生活发生整体性吻合了，到后来，尤其是1926年《朝花夕拾》的出版，在对自我童年生活的艺术观照中，集中表达了他对儿童的理解与对儿童教育的意见。
虽然这些理解与意见是成年人的思考与见识，但它所叙说的毕竟是童年时代的生活，所描绘的大多是一个童真童趣的儿童世界，孩子们还是乐于接受并能够接受的。
童年母题文学并不等于儿童文学，两者在外延上有一定的交叉叠合，但其内涵却各有自己质的规定性。
前者只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切入角度，不像儿童文学那样排斥作家自我因素的介入，并要求作家以儿童的心灵来描绘童年世界。
然而，反顾童年，也同样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
鲁迅这些不是专为孩子们创作的童年母题文学，却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鲁迅没有专为儿童的创作，却有专为儿童的译作。
把“自己爱看，又愿别人也看”
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奉献给中国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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