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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文学青年张天翼，无疑是极大的荣誉与鼓励。
鲁迅还对那些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给予了热情帮助。
20世纪30年代初，甘肃临洮师范学校学生汪熙之，曾寄诗稿给鲁迅，鲁迅热情地为他奔波找发表的地方，而且还热心地加以指导，说他的诗“有几首是很可诵的，但内容似乎旧一点”
。
还有一位孙用，当时是邮政局的邮务员，他翻译了匈牙利童话诗《勇敢的约翰》，将译稿送给鲁迅。
鲁迅“见译文译得认真而且流利，恰如得到一种奇珍”
，就千方百计替他张罗出版。
他不仅亲自为译稿作了校订，写了校后记，还为它垫付印刷费、稿费。
在校后记中，鲁迅写下了出版这书的艰难经过，并发表了他对童话的一些著名论述。
一位化名为颜黎民的中学生曾给鲁迅写信求教，鲁迅在病中仍认真写了回信。
他告诫文学少年：“关于科学的书（自然是写得有趣而容易懂的）以及游记之类，也应该看看的。”
“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
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给人指导。
（四）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鲁迅一生主编与支持的文学刊物有二十余种，为了扶植新生的儿童文学，鲁迅以“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的牺牲精神，利用他手中的刊物，登载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与文论。
早在1923年，由他的学生孙伏园、李小峰等筹措的《新潮社文艺丛书》，就是在鲁迅的直接关切下编印的。
据李小峰后来回忆：《新潮社文艺丛书》的选题、出版事宜的“一切设计和规划，我们更多听取鲁迅先生的意见”
，并一一列举：“供给稿件最多且最好的是他”
，“代丛书装帧与精心设计的主要又是他”
，“为丛书细心校阅，一丝不苟也是他”
，“作经济上垫款的是他”
。
总之，“《新潮社文艺丛书》的印行，我们遵照了他的指示，切实执行改革，才扩大了影响，使出版界出现了新的面貌”
。
这套丛书，对于儿童文学史来说，也是开风气之先河的，其中先后出版有鲁迅译的苏联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CF女士译的法国孟代童话集《纺轮的故事》、李小峰译的安徒生童话集《旅伴》。
1924年12月9日创刊的《民众文艺周刊》，鲁迅允为其看稿，校阅至第16期止，其中也发表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译作有：克雷洛夫寓言《橡树与芦苇》（李秉之译，刊第1号，1924年12月9日）、Freari的儿童小说《蒂姆的鸽子》（江震亚译，刊第9号，1925年2月17日）、安徒生童话《王的新衣》（荆有麟译，刊第11号，1925年3月3日）；创作有：儿童散文《卖晚报的小朋友》（项拙，刊第3号，1924年12月30日）、儿童小说《工人的儿子》（叶润果，刊第8号，1925年2月10日）。
在由鲁迅编辑的《国民新报副刊》（1925年12月5日创刊）上，还刊发了尚钺的儿童小说《观社戏》（第28号，1926年1月5日）和张定钊译的契诃夫小说《顽皮的孩子》（第44号，1926年1月2日）。
由鲁迅主持的莽原社编辑的《莽原周刊》（1925年4月24日创刊），和《莽原》半月刊上，也都发表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如金仲芸的童话《一块小黑炭的自述》、刘梦的儿童小说《工人的儿子》、高长虹的一组童话小说《草书纪年》、曹靖华译的苏联赛甫林娜的儿童小说《两个朋友》、小蕙译的法国Marie Nodies的儿童诗《孩子，睡罢！
》等。
1928年6月20日，鲁迅、郁达夫合编的《奔流》创刊。
该刊第1卷第3期发表了汉君根据美国作家亨利·范·戴克（1852—1933）的童话《一把泥土》译写的《一握泥土》（1928年8月20日）。
由鲁迅主持的朝花社编辑的《朝花周刊》（1928年12月6日创刊）和《朝花旬刊》（1929年6月1日创刊）也留心于儿童文学，先后刊发了楼适夷译的爱罗先珂的《催眠歌》（《朝花周刊》第17期，1929年4月25日）、闵予译的安徒生的儿童诗《垂死的孩子》（《朝花旬刊》第1卷第11期，1929年9月11日）和“左联五烈士”
之一的柔石的儿童生活速写《六月的赐惠者——人间杂志之一》（《朝花旬刊》第1卷第8期，1929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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