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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肯定了“儿童期”
在人成长过程中的独立意义，必须任“儿童的天性自由发展”
，“以儿童为本位”
，横加干涉就会“造成畸形的性质”
，这对数千年来极端漠视儿童、虐杀儿童精神的封建旧儿童观无疑是一次致命的冲击，使人们对儿童的认识向科学大大迈进了一步。
早期儿童文学的倡导者鲁迅、郭沫若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儿童本位论”
给予推崇与肯定的。
但周作人在接受“儿童本位论”
时，由于他执迷于用生物进化规则来解释人类社会并以此建构人类文明的新秩序——子孙崇拜，这就抹杀了人的社会属性，带来了负效应。
首先，周作人越是重视儿童的精神世界，视儿童为神话与童话中完美形象，他就愈使儿童脱离了实际社会，成为社会之外的被抽象了的“特殊”
的人，儿童的成长便失去了生存基础。
再者，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尽管从总体来说，人类的进步亦如生物进化一般是不可阻挡的，总是后者超过前者，后者比前者更有价值与意义，但联系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就不是用生物进化的法则所能解释清楚的了。
中国当时的社会尤其如此，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内外交困的动**社会里，依然要走在正常的和平时代才有的人类进化的路，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
一旦这一幻想被现实所破灭，又会因此对人类的前途失去信心。
周作人五四退潮后丧失了他最初的“热”
与“力”
，发展到后来对民族与人生的双重悲观，其根源之一也在这里。
以生物进化的历史观来做他儿童观的基础，在那样的时代里，显然是没有发展动力和发展前途的。
与此相反，鲁迅在吸收进化论的同时，仍然重视儿童属于社会和历史的一面，把儿童看作创造历史的主体，所以他说“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指出“童年的情形就是将来的命运”
，“杀了现在，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一再呼吁“救救孩子”
，“这是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可见，鲁迅眼中的儿童，是真实的有缺点的儿童，他会骂人（《魏连殳》），也要吃人（《狂人日记》）。
但又不是眼前的儿童，他是处于人际关系中成长的“人”
，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成长的“人”
。
以此为基础的儿童观也必须是与社会发展取同一步调的。
为什么周作人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在五四时期那样地被尊奉为旗帜呢？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所决定的。
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晚清）才被迫面对着结束中世纪历史的任务——人的解放，比起欧洲来已经落后了一大截，不幸的是到20世纪，这个任务还没完成，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跳不过启蒙的阶段，这就有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18世纪的头脑在这个时期是最有效与有力的，它可以催生“儿童的发现”
与“儿童文学的发生”
。
然而，这时的中国毕竟不是18世纪的欧洲，启蒙的进程突然因政治等社会原因被打断后，周作人再用18世纪的头脑来面对20世纪的中国，他就无法统一自己的思想。
正如他所总结的：“积多年的思索经验，从学理说来人的前途颇有光明，而从史实（‘史实’其实还是现实——引者注）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
两重视野矛盾对立的根本原因，是他从“学理”
出发，而不是从“史实”
出发，周作人始终没有能够将立足点从“学理”
转到“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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