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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认为：“在整个教育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
；“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
，教育“对儿童永远不是从外面灌进去”
，而是根据儿童的兴趣和经验，把潜伏在儿童身体内部的能力“很小心，很巧妙地”
、“逐步地引出来”
；教育者“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
，反对传统的以成人为中心、书本为中心与教师为中心，也就是说，“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
这就是杜威设计的以“重心转移”
（由教师转变为儿童）为突出特点的实用主义教育观所包含的“儿童中心主义”
的主要内容，它很快与当时更深入人心的从达尔文进化论中引申出来的“幼者本位”
思想结合在一起，借着五四运动的强劲东风，以凌厉不可阻挡之势扫**着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以“父为子纲”
为核心的旧儿童观。
就在杜威来华讲学的五个月后，鲁迅便写下了《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一重要文章，明确表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
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
一年后，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讲演中，更用科学的语言阐述了应该有尊重儿童独立人格的新儿童观。
可以说，经过“国民”
的“儿童”
、“进化”
的“儿童”
到“儿童学”
的“儿童”
，中国的儿童在掩埋了几千年后终于在20世纪的科学曙光里被发现了。
然而，1920年以后，周作人曾多次慨叹过，“中国还没有发现了儿童”
，这又作何解释呢？比如，1923年周作人在《儿童的书》中写道：“总之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便没有什么标准。
中国还未曾发现了儿童。
——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现，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
又如1934年在《记救救孩子——〈题长之文学论文集〉跋》中写道：“据人家传闻，西洋在16世纪发现了人，18世纪发现了妇女，19世纪发现了儿童，于是人类的自觉逐渐有了眉目，我听了真不胜欣羡之至，中国现在已到了哪个阶段我不能确说，但至少儿童总尚未发现，而且也还未曾从西洋学了过来。”
再如1940年在《女子一席话》中又说：“相传谓人类学成立而‘人’之事始渐明，性的研究与儿童学成立而妇人小儿之事始渐明，是为新文明之曙光，何时晒进中国来殊未可知，总值得留意，男子如或太忙，可希望者自唯在女士耳。”
可见五四退潮以后，周作人一再叹惜，“中国还没有发现了儿童”
，这其中的悲哀无疑是他在对民族的积习、历史的惰性与国民劣根性有了透彻的认识后，感到“儿童解放”
的翅膀始终不能合乎自然规律飞翔所发出的时代清醒者的“悲鸣”
。
然而，事实上，现代中国从五四时期的“辟人荒”
（周作人语）时就已经发现了儿童，正如前文已描述的，从理论上作出明确概括的恰恰正是周作人自己的《儿童的文学》。
诚然，这种“发现”
发生在一个封建统治最长久的社会里，其历程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不是一两次思想启蒙就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的，其中必然充满了曲折，包括局部的倒退。
周作人说，“中国还没有发现了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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