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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一些儿童文学研究论著中，如金燕玉的《中国童话史》（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吴其南的《中国童话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年）等，也都能在关涉到周作人时给予公正恰当的评价。
五
新时期以来，周作人儿童文学论被重新发现的事实表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有它现实（当代）的某种合理性，或者说与当代儿童文学建设的构想有着某种契合，反之，是难以理解的。
不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论被重新发现的背景因素如何复杂，从儿童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仍然是有迹可循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现代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过分突出，基本的温饱、生存等民生问题尚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诸如“生存意义”
及“精神需求”
这类形而上的问题更远远没有提到历史发展的日程上，因而周作人将对儿童文学的理性思考放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其说是对时代的超越，更不如说是对时代的“逃遁”
。
然而，当历史发展到80年代，改革开放与和平建设的时代环境已经基本具备了实现周作人在30年代从形而上痴心构设的让儿童文学成为儿童“可以逍遥的花园”
这一理想的社会条件；同时80年代以来的开放中国，又是继五四之后再一次“收纳新潮，脱离旧套”
（鲁迅语）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也是又一次中西文化大碰撞与大交融的文学时代，面临着许多类似于五四时期的启蒙任务。
文坛无主潮与多元格局的形成，更有利于对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论的兼收并蓄。
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参照，也正是在这一参照下，人们惊奇地发现了本来就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具有着更多的现代意识与学术品格，有利于构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世界性。
这一发现又反过来强调了对过去儿童文学理论进行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的必要性。
在为“童心论”
恢复“名誉”
的大辩论中，学术界一致认为过分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已经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儿童文学发展有它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是由儿童读者的接受特点而决定的；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具有明确的儿童读者意识，要有一颗“童心”
；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在愉悦儿童心灵与助进人格健全成长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儿童文学是一“独立国”
，有它自己的主权与法则，这是成人文学不能代替的，强调儿童文学的主体性。
这些结论的获得竟与周作人曾倡导的“儿童本位”
的儿童文学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
当人们从史学与美学的角度来重建儿童文学这一“独立国”
时，史的视野，使人们发现了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重要历史地位；美学的视野，又发现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不仅可以用来纠正“教育工具论”
的偏颇处，还具有它鲜明的现代意识与学术品格。
双重视野的结合，周作人的重新发现也就极为自然了。
班马先生在《直议中国儿童文学的二十世纪意识》里，有一段“重新体认周作人”
的文字，这里可以借用来表明儿童文学理论界所一度拥有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
从对这个人物（指周作人，韩进按）的深切探寻中，我感到他超乎别人地真正热爱儿童；也感到他那源于童话研究基础的儿童文学主张超乎别人地具有真正的专家性质。
我始终想不通的是，为何要将“鲁迅论儿童文学”
的地位和应用置于周作人之上？深刻的鲁迅，从未自认儿童文学的专家，对此也进入不深；“救救孩子”
本不是一个儿童文学的口号（而是一个社会性的政治性主题）；问题不在鲁迅，而在儿童文学界盲目地搬用原本非文学性质的“鲁迅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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