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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杀于政治战场和思想战场的鲁迅杂文，是成人社会领域的产物。
因而，周作人从童话研究，到原人研究，到原始思维研究，到儿童思维研究，则起码是更具此一专业的真正价值。
他所维护的儿童的“空想”
“纯美”
“荒唐”
“野蛮”
等权利，是首先具有原本人性的发育阶段之前提的。
他反对过早向儿童施加（各种）“社会性”
是具有儿童美学根据的，即是更强调少年儿童审美阶段的“感知”
而怀疑“认知”
的儿童期不确性。
周作人被批判了大半个世纪的所谓反对某儿童刊物（指《小朋友》杂志，韩进按）“提倡国货专号”
之事，我认为他并不是没有道理，这道理即是儿童期更宜“感知”
的非直接社会性的把握。
所谓社会性就是此一时彼一时，21世纪中国则更是走马灯式也；比“日货”
事件更朝云暮雨的社会“现实”
则充满一部中国当代史；然而，对儿童心灵来说持以此道却是十分危险的。
一个民族从儿童之心就已丧失“恒定基础”
，不正是20世纪中国精神的惶乱与浮躁这沦落格局，以及教育和儿童文学的大失败吗？
正如这一长段文字所表明的那样，对周作人的反思与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论的肯定，是建立在批判社会功利价值的儿童文学论基础上的，这也许难免其“矫枉过正”
的偏激，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往往正是一个“曲线中的直线”
，历史的正义感也往往是通过某种偏激或迷乱等非常规形式曲曲折折地体现出来。
就像克罗齐曾指出的：“历史像从事工作的个人一样，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对于当时来不及照顾的问题则加以忽视或临时稍加改进，任其自行前进，但准备在腾出手来的时代给以充分的注意。”
从五四到当代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也是这样前行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提到每位儿童文学家的面前。
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这是时代对儿童文学作家最庄严的召唤，也是作家对那个时代的一份真诚与责任。
当代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价值，这同样也是时代赋予儿童文学家的神圣使命。
两者是中国儿童文学在不同历史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不同时代主题，两者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发展中的不同过程。
我们应该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以期能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周作人与儿童文学”
的研究也正期待着在这一目标下的充实、创新与发展。
[载《中国文学研究》，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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