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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作用。
茅盾进一步将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概括为：“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1962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陈毅副总理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其中讲到当时的儿童文学时，也作出了与茅盾一致的评价：
现在有些小人书有个很大的缺点，净是些生硬的政治概念，把儿童的脑筋搞得简单化，将来我们的儿童——下一代，恐怕也难免犯粗暴之病。
儿童应该有许多幻想，很多美丽的故事、神仙的故事，很多童话故事——好像《天方夜谭》那样的故事。
儿童的幻想多，智慧就开阔，眼界就扩大。
不能净是一些政治名词、斗争故事，还要写一些有趣的。
这一方面的任务，义不容辞，值得我们有些作家作为终身事业。
茅盾、陈毅对儿童文学现状不尽如人意的批评，应该说，对当时的儿童文学界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引起了儿童文学界对批判“童心论”
的反思。
联系到儿童文学创作的实际，人们感到近一年来对陈伯吹及其所谓的“童心论”
的批判很有不妥之处。
于是，为了调动陈伯吹的积极性，也是向陈伯吹表示歉意，1961年11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任命陈伯吹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
“1962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由领导同志当众说明‘这次批评有错误’而得到解放”
。
同年，陈伯吹被选为第三届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又被推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这样，“童心论”
批判也就不了了之。
陈伯吹本人也于1962年撰写了《谈幼童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一文，小心翼翼地为自己作了辨析：
1960年有人认为：强调儿童文学上的由于“儿童年龄特征”
的作用所形成的“儿童文学特殊性”
，就是主张“儿童文学特殊论”
，这只会使我们儿童文学游离着社会主义文学的百花园，流浪出去成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儿童文学。
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深入到实际上，具体到工作上，却并不是完全正确的，经不起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也便告吹了。
……如果形而上学地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儿童文学上的“儿童年龄特征”
问题，有意无意地取消了儿童文学的特点，实质上是取消了儿童文学。
如果以“儿童本位主义”
、“儿童中心主义”
、“童心论”
等帽子，乱扣在儿童文学的基本因素的“儿童年龄特征”
上，试问这种思想、工作方法是不是马列主义的呢？难道儿童文学真正不过是成人文学短一些浅一些的翻版罢了？
然而，好景不长。
1962年以后，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中国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全面升级。
“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于是错误地发动了**。
事实上，文艺界的批判活动，“迄于1965年11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破门而出之前，未尝真正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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