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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对一本书、一出戏、一首诗、一篇论文、一部影片……不论其是属于文学的，还是属于音乐的、美学的，乃至于哲学的，所谓‘小批判’、‘小整风’，像海洋底下的那股潜流，水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却从来没有中断过，直到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
。
**一开始，陈伯吹成了首当其冲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童心论”
成了“革命大批判”
的“活靶子”
。
这一次批判的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对陈伯吹的政治迫害也最为严重，直至**结束，陈伯吹才得到“解放”
。
1966年6月，**开始，陈伯吹遭到了迫害。
8月31日，陈伯吹被造反派抄家，全部藏书及有价值的资料均被抄走。
陈伯吹后来回忆说：
1966年8月31日，一伙人来我家里抄家，把我的全部藏书和有价值的资料都抄走了。
隔了两天，又召开批判会对我批判。
会上，带头的一个头头铁青着脸，责问我在十年前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一只想飞的猫》说：“猫会飞吗？猫会说话吗？”
这时候，我手里擎着小红本——《毛主席语录》，其中的第22节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清清楚楚地印着“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
。
从此，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遭到了更加莫须有的批判。
批判者将陈伯吹及其理论与当时批判刘少奇及其修正主义路线挂上了钩，而在理论溯源上，这一次却是与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至上论”
发生了关系，又与当时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联系在一起，文学批评变成了残酷的政治斗争。
这里仅以一篇批判文章——肖学森的《评陈伯吹反动的儿童文学“理论”
》为例，就可见当时气氛。
首先，批判者给被批判者定性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吹鼓手”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
《红旗》杂志《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的重要文章中指出：“宣传哪一种文艺理论，执行哪一条文艺路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改造谁，谁专谁的政的问题。”
解放以来，儿童文学界在刘少奇的大小喽啰霸占下，执行的就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在这块地盘中，群魔乱舞，斯坦尼、别林斯基、杜威、胡适的幽灵从来就没有被驱散过，各种奇谈怪论泛滥成灾。
陈伯吹，这个自诩为儿童文学界的“权威”
，就是继承了这些古今中外僵尸的衣钵，充当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吹鼓手。
接着，批判者又从“阶级斗争”
的角度出发，“清算”
出陈伯吹的历史就是“反革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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