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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置父母于不顾，对于那些曾为抚育他成长付出极大辛苦的父母兄妹亲友和故乡人，避之不及，羞于认亲；无论在城市和乡村，争夺财产、为逃避赡养责任产生纠纷、虐待老人之类触目惊心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客观原因，使得亲情作为一种延续千年的传统中华美德，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崩溃得如此迅速，脆弱得不堪一击？难道仅仅是道义的指责就能挽回的么？传统文化的老根是否需要重新嫁接新枝，才能萌发健康的新芽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找到一个适当的立足点，能够从心灵的本源中寻求帮助？
社会机制和道德体系又该怎样整合，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健康人性发展的外部条件？
我想以自己为例，来进行一些思考和回顾。
我19岁离开杭州前，曾在德清插过队，我所在大队当时是非常富裕的，外婆特别疼爱我，经常从镇上给我送菜去。
我在德清农村生活了3个月后，北大荒农场开始招收知青，我义无反顾地决定离开德清奔向更广阔的天地。
外婆知道后很伤心，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怀有一份对外婆的歉疚之情。
后来我从北大荒到了哈尔滨读书，在东北生活多年，又到北京，30多年一直是个远离家乡的游子。
但我父母对我是支持的，从来没有要求我为了照顾他们而选择回杭州生活，不会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我，这样的父母是可敬可佩的。
因为文学同样也是他们的理想。
父母与子女之间彼此的理解，是以精神追求的一致性作为前提的。
当年北大荒的生活当然是孤独和寂寞的。
记得有一年，在我生日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个信封，一看地址就知道是杭州寄来的，信封比通常邮件要鼓些，软软的，打开一看，是一块白色的手帕，角上用红色的丝线绣了我的名字，是“抗抗”
两个字，这个手帕是我妈妈寄给我的生日礼物，而手帕上两个红丝线绣的名字，是我妈妈亲自绣上去的。
我妈妈从小出去读书，不善女红，但她艰难地、极具耐心地绣上了我的名字。
我觉得这块手帕沉甸甸的，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它像母亲柔软的手掌，替我揩去劳动的汗水和思乡的泪水。
70年代寄远程邮包很慢，所以妈妈选择了一个非常轻巧的礼物送给我；我妈妈不会织毛衣，所以她给我绣了这个手帕，这是我一生中收到过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我曾真真切切地体会过“慈母手中线”
的那种情境。
我觉得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亲情，上升为一种自然的感情交流和互相需求的友谊，甚至同责任无关。
70年代，知青家长都在找后门、找关系把子女办回城里去，大多数人都采取非常实际的办法来帮助自己的子女改变命运。
但是我的父母很不同，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支持我去学习写作，这是很多父母做不到的。
因为成功的希望太渺茫了，“投入”
和“产出”
是不成比例的。
即使能发表作品，也很难改变命运。
当时我回杭州写初稿、去上海改稿的时候，工资和粮票都没有，我父母却尽全力帮助我克服困难。
他们肯定没有想到过自己在经济、感情、精力等方面的投入，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
由于这种理解和信任，我永远感激他们。
直到现在，我有一些问题和困惑，还会同他们讨论。
我虽然不能常常回杭州探望他们，但我会经常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能够时时刻刻感受到我的关切和思念。
所以，亲情只有以信任、理解和交流作为前提，才能成为超越血缘关系和物质利益之上的，一种精神寄托和自觉的要求。
基于以上的感性体验，我不太赞同继续沿用传统的“孝文化”
这一概念，“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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