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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并没有从理论上批判、揭露基督徒，而是把他对宗教伪善者的愤怒同自身的苦难经历结合起来，投射到小说中，某种程度上也揭示出了基督教与中国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
这四篇小说里的基督徒形象几乎都是反面的，除了《参商》中的娴贞，而她又是个被教会吞噬的悲剧角色。
雅各军官、约翰牧师、郭尔梦寡妇、怀教士都是宗教界十足的沙文主义者。
王志翔、刘牧师、李牧师均是虚伪、油滑、有悖教义的伪君子。
正是他们以宗教为伞盖，收买了菊子、妞妞、娴贞们的灵魂。
只有景龙和启昌象征着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
可从小说来看，他们多少有点说教的味道，与其说是小说中的人物，倒不如说是萧乾反教情绪的具体体现。
路易斯·罗宾逊认为萧乾写这些小说，是为了驱除美国传教士在他幼小心灵里形成的“魔鬼”
形象。
同时，他还把萧乾说成一个“精神伪善者”
，一面蔑视教士和基督教，一面却在教会学校接受免费教育。
其实，萧乾只是个基督教的叛教者，他十六岁是曾皈依过基督教，但基督教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苦难，那些中国教徒对洋教士阿谀拍马的贱态，嫖娼滥饮的**行为等等，加之他又把传教的牧师与通商口岸开枪屠杀中国人的洋兵，都视为帝国主义长在中国肌体内的毒瘤。
所有这些使他改变了曾有过的对基督教的虔诚看法。
这样，他自然要把基督教，特别是基督徒，作为攻击、揶揄的对象。
他在小说中，直接把宗教当成毒害人们性灵的精神鸦片。
萧乾骨子里是位仁慈、宽厚、具有悲天悯人人道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
他对基督徒的揭露完全是建立在童年的痛苦经历上，从没有正面攻击过基督教义本身。
实际上，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宗教情感，他希望把人格化了的上帝同纯美的自然结合起来，那该是多么美妙的境界！
后来在基督教的英国旅居七年，他对基督教的看法和态度已经改变，对其有了重新的思考和认识。
他已不再想写激奋、谩骂的复仇文字，而是对基督教在中国百年来的功罪有了很客观的衡量。
他清楚，要对基督教会在中国作出评价，必得先将个人的小小恩怨涤除干净。
1990年，萧乾写了一篇《在十字架的阴影下》的回忆性散文，作为对路易斯·罗宾逊的答复，表明了自己写这四篇“反教”
小说的初衷及态度：“我反的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历史上这些在十字架的阴影下发生的不愉快的事。
在我写那些小说时，中国的教会还未‘三自化’。
即便今天，我也希望在地球上一些偏僻的角落里，基督教不再凭藉政治特权来传播。
尤其希望遇到发生反人民大众的暴行时，基督徒不要助桀为虐，而能旗帜鲜明地站到正义一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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