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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萧乾早年接触的洋基督徒，包括他的安娜堂嫂，都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
九岁时，这位身为传教士的洋嫂就开始教他英文，背诵《圣经》，试图把他引上信教之路。
他对学英语十分热心，并在此时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底子。
而对于《圣经》，则只热乎了半年。
他从自己的不幸经历中总结出，上帝对人类命运是束手无策的。
如果真有上帝，那他一定是个撒旦。
萧乾对基督教产生反感，最早源自他那位白天传基督教，晚上却又信佛教的堂兄。
上崇实学校以后他才发现，言行不一，拿宗教当饭碗的基督徒大有人在。
他的两个堂兄在教会做事，一个在救世军，一个在基督教青年会，都是拿宗教当饭碗，自己的生活却很糜烂。
洋校长威廉·格列斯丁对他这样的穷先生经常打骂，有时还包括肉体上的惩罚。
难道这就是仁爱基督精神的体现吗？那些长老会学校的教务长、斋务长们的虚伪面孔更叫他厌烦。
而且，学校的宗教信仰是强迫的，祷告时有老师检查学生们是否闭上了眼睛，若被发现没闭上，体罚接踵而来。
所有这些都助长了他对宗教的反抗，因此，他在小说里尽情讽刺、嘲笑伪善、残酷的基督徒，揭露基督教对中国人精神的奴役，也就十分自然了。
萧乾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小说一共四篇：《皈依》、《昙》、《鹏程》和《参商》，写作它们的时候，他以从政治和历史背景上看清了宗教的来历，认为洋牧师是在中国同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进来传教的，可以说是洋枪洋炮把基督教打进了中国，而且，传教士与中国信徒之间是一种座上宾和阶下囚的关系，一个是强迫施与，一个是被迫接受。
最令他愤怒的是，1925年英国人在南京路屠杀了中国工人、学生之后，牧师却还在台上装腔作势地说着“你们有罪”
的话。
他在心里发出悲愤的斥问：为什么信奉博爱精神的基督教国家逼着中国割地赔款呢？为什么他们报复起来同非教徒一样凶狠呢？为什么他们在一个受尽凌辱的国家宣传自己都未准实行的奴才哲学呢？为什么他们爱着自己的母亲，却在另一位母亲孱弱的肌体上百般**呢？
萧乾在《栗子》集的跋《忧郁者的自白》中有过这样激奋的独白：“照理说，我没有理由爱人类，为了当时我看到的人皆是阴鸷的，双面的。
白天，在一个教会学堂里，我看的是一般奴性十足的法利赛人，捧着金皮《圣经》，嫖着三等窑子。
晚上寄居在一个信佛的人家，我吃着糊涂的素，每晚还要随了大家叩三十六个头。
我趴在地上，为了讨好人家，把脑袋叩得震响，然而我也不知道拜的是什么；逢到初一十五，我还得去庙里烧香。
一个把大腿钉在门框上的乞丐硬说成了仙，我得走好远的路，只为讨他半牙吃剩的苹果——带着唾液的果子说是仙果！
——学校呢，每星期要点名排队去礼拜堂，听那个美国新回来的牧师用不很自然的嗓子指着我们小鼻尖颤巍巍地说：‘魔鬼附着你了！
’于是我身上打了一个冷颤。
晚上那巫婆的姑姑又用狐仙的话震威我。
每夜她总和她那个‘大仙爷’捣着鬼，终于一个清早，我发现她倒在一间厢房里，没有了符咒，也没有了气息。
如今我还不妨承认，我是一个怕黑暗的孩子。
在我幼稚心灵里，他们替我安插了太多的恐怖了。
直到近年我才知道宗教对外国儿童给的原是信托，勇敢，在中国，他们散播的却是一种原始的恐惧。
在我小心坎上，撒旦和阎王是没有差别的，他们一样使我窘促得不敢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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