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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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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市场的转型于1929年基本完成。
在这个现代经济形成的关键的一年里,如果福特先生仍然倔强地坚守着他在新车型A型车中所体现的理念,他就只能和克莱斯勒先生平分秋色。
克莱斯勒先生没有背景,但是他干劲十足,而且他的市场政策和通用汽车非常相似。
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在美国生产的500万辆车中,福特先生占据了接近200万辆这一事实只不过是一个偶然—这值得炫耀,但是却无法代表潮流的走向。
通用汽车本身也从1920年的无秩序团体转变为了一个整合的、有战斗力的企业。
它的分权管理、协调控制的哲学在当时运转得非常好。
它的财务方法已经逐渐变为一种习性,一种持续演进的创造性过程。
它的汽车产品线体现了杜兰特先生首创的概念并在原则上体现了1921年的产品计划中所体现的价格区间思想。
或许我还应该补充一点,尽管我们在汽车出口方面创造了空前的高纪录,但是我们还是在英格兰(1925年)和德国(1929年)开办了我们自己的制造厂,开辟了新战场。
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公司都反映了整个经济社会的趋势。
毫无疑问,这也会对某些趋势产生影响。
我们在汽车行业的进展影响了其他大型美国企业,他们来我们公司研究、取经,特别是对我们的分权管理和财务控制抱有浓厚的兴趣。
我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因此在这里我将开始讲通用汽车这段时间的发展,而忽略掉这一时期一些意义不够重大的事情。
尽管紧缩效应不可避免,但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衰退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公司的特色—只有一个特色除外。
紧缩要求公司加大协调力度,并尽量节约。
这种需求引发了对通用汽车组织结构最近一次的基本调整。
实际上,由于事先预测到了形势的转变,所以这些变革开始的时间要早于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盘,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不知道形势会变成什么样子。
首先,由于雪佛兰获得的巨大成功,我想通过将雪佛兰的员工放到重要战略位置上来使整个公司能够分享他们的经验。
1929年5月9日,雪佛兰的格兰特先生和亨特先生当选为公司的副总裁,分别负责公司的销售和工程设计。
与此同时,原德尔考—瑞密公司的威尔逊成为了分管制造的副总裁。
几年后,曾任雪佛兰总经理的努森先生当选为公司执行副总裁,分管所有的汽车、卡车和车身制造工作。
因此,也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该事业部执行团队集体升迁至总公司,从此他们将对整个公司产生影响。
但是,当时公司总部在财务、凯特林先生的实验室以及协调事业部之间关系的委员会之外只有很少的员工。
当我们开始一个工程设计项目时,我们会设立一个“产品研究小组”
并将它挂靠到某个制造事业部。
因此,被选中的这些人将开始一段新的工作关系。
这种方式逐渐取代了我们以前事业部间的委员会,并发展成为我们现在的组织模式。
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将在后文描述,这里我仅仅介绍一下他们在协调方面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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