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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宋与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通过传教士、商人和被缴获的书籍，涌入了中原。
其中，对大宋思想界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来自古希腊的，那套体系化的自然哲学和数学知识。
托勒密的“地心说”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这些理论，虽然在苏云看来，大多已经过时甚至充满谬误，但它们严谨的逻辑体系和公理化的推演方式，却给习惯了“格物致知”
、注重经验总结的大宋学者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撼。
一时间，流求华夏大学，这个大宋最高学术殿堂，成为了思想碰撞最激烈的前沿阵地。
大学内部，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以陈禹、沈括等务实派学者为首的“本位派”
。
他们认为，西学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其核心理论，如“地心说”
，早已被大宋的天文观测所证伪。
亚里士多德那套基于思辨的物理学，更是错漏百出，远不如大宋格物学基于实验得出的结论来得可靠。
因此，他们主张，对西学，应当抱着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根本，还是要立足于我华夏自己的格物体系。
“荒谬！
简直是荒谬！”
陈禹在一场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毫不客气地抨击道，“亚里士多德说，物体下落的速度，与重量成正比。
这种结论，连最简单的实验都通不过！
我们随便找个铁球和木球，从高塔上扔下去，结果一目了然！
这种闭门造车得出的所谓‘学问’，有何价值可言？”
而另一派，则是以一些年轻的、深受逻辑学影响的学者为首的“融汇派”
。
他们的领军人物，是当年那个因探讨“君权民授”
而引发风波的张衡之。
经过几年的沉淀，张衡之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
他认为，大宋的格物学，虽然在具体应用和实验数据上领先，但在基础理论的构建和体系的完整性上，却远不如西学。
“陈师此言差矣！”
张衡之站起来，反驳道，“我们不能因为西学在某些具体结论上的错误，就全盘否定它的价值。
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它背后那套严谨的、从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推演出整个知识大厦的思维方式！
这正是我大宋格物学所欠缺的！”
他举起手中的一本《几何原本》的译本：“诸位请看，这本书，从几个最简单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竟然推导出了数百条几何定理！
环环相扣，无懈可击！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我们的格物学，就像是收集了无数珍贵的珍珠，却没有一根线，能将它们串成一串美丽的项链。
而西学，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根‘线’！”
两派的争论，异常激烈，甚至从学术探讨，演变成了意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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