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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双城
一
慕尼黑和马德里之间的直线距离是一千五百公里。
飞机航行时间是两小时二十分钟，比从慕尼黑开车到柏林还要快四十分钟。
如果算上往返机场、安检、登机、取行李的时间，一趟门到门的完整行程大约需要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相当于沈清漪批改十二篇学生论文的时间，相当于克罗斯看三场完整比赛录像的时间，相当于他们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时一周内共同度过的清醒时间之和。
2014年夏天到2016年冬天，沈清漪在慕尼黑大学的办公室里计算过她在这条航线上往返的次数。
她没有刻意去记，但她的手机相册、机票存根、信用卡账单替她记了：二十六次。
二十六趟单程，十三次往返。
每一次往返的成本是机票两百四十欧元（提前三周预订的折扣价）、出租车费六十五欧元（从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到克罗斯的公寓）、以及大约相当于她两篇会议论文写作时间的净损失。
她把这笔账算得很清楚。
不是因为她在乎钱，她在乎的是效率。
往返一次耗掉她整整一个工作日的时间，而她的工作日本来就不够用。
她要在慕尼黑大学哲学系教三门课，每学期至少发表一篇论文，参加两到三场学术会议，指导五个博士生的论文，还要应付系里各种行政会议、委员会工作、以及那些她称之为“学术社交”
的、需要露脸但不需要动脑的场合。
她的日程表精确到十五分钟一格，每一项任务的开始和结束时间都用黑色签字笔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留白。
在这张被填得满满当当的日程表上，克罗斯的名字出现在“个人时间”
那一栏。
而“个人时间”
在所有时间块中占比最小，只有周末的晚上和周日的上午。
其余的所有时间，他是“不在场”
的，但“不在场”
被标记成了深灰色，表示这是一种她主动选择的状态。
她没有选错。
但她会在某些时刻，比如在深夜十一点，她终于改完了最后一批论文，关上办公室的灯，走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在石板地面上回荡的时候，想：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有什么不同？今天的我，和在马德里的那个他，还有多少重叠的部分？
两个人在各自的城市里独自运转，各自升级，各自解决问题，各自面对自己的压力和失败、瓶颈和突破。
他们之间的距离不是一千五百公里，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间的、无法用里程衡量的、概念上的断裂。
康德的哲学里有一个概念叫“二律背反”
，两个同样正确的命题在对峙，你无法选择哪个是对的，因为你无法放弃任何一个。
沈清漪觉得她的生活就是一个二律背反：她不能放弃慕尼黑大学的职位，因为那是她花费了十年时间、付出了她所能付出的全部智力和体力才攀登到的平台；她也不能放弃克罗斯，因为这个人已经成为了她逻辑系统里的一个无法被归类的、不可替代的、非删除的文件。
两个命题都是真的，两个命题都是对的，两个命题都在争夺她。
她坐在慕尼黑到马德里的飞机上，靠窗的位置，膝盖上摊着一本打开的《纯粹理性批判》。
这本书她读了不下三十遍，书页的边缘已经磨损了，露出下面深色的、发毛的纸芯。
她今天读的是“先验辩证论”
的部分，康德关于二律背反的讨论。
她读到“正题：世界在时间上有一个开端，在空间上也有界限；反题：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也没有界限”
这一节，停下来，用红笔在页边空白处画了一条线。
她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的云。
云层很厚，白色的一望无际的表面在午后的阳光下像一片被冻住的雪原。
远处的地平线是蓝色的，很深的、几乎发黑的蓝，和云的白色之间没有任何过渡，像两个被切割后拼接在一起的色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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