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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从包装成道德，将征用美化为奉献，将牺牲升华为荣耀，将战争渲染成史诗。
我原本担心，宣传是否太过夸张，是否会引发民众的理性反弹。
可后来我才明白——在一个己经踏入战争轨道的国家里，人们其实并不渴望真相。
他们只渴望一个解释，渴望一个能让他们安睡的版本的故事。
而海因里希和他手下的人，恰好提供了这种版本的故事。
就连我自己，有时也会在沉夜疲惫时，听着那一成不变的“胜利进行曲”
，短暂地忘记正在进行的战争，仿佛自己真的处于一个无比繁荣的时代。
可我知道这是假象。
但是假象也能支撑国家。
如果真相会动摇一切，那我们就只能选择用谎言来筑墙。
有时我会想，我们和那个旧时代的神权国家、暴君王朝、或是宗教审判团之间，到底有多少不同？
然后我又会想：至少我们的谎言，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不是吗？
只要我们能赢，就一定是的。
而在这种叙事之中，我，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各个角落。
不只是作为一个统治者，而是成为整个国家叙事的“中心象征”
。
每一次战报发布会，每一次授勋仪式，每一次前线电报送抵皇宫，我都必须在镜头前微笑、鼓掌、致辞。
哪怕只是几句言简意赅的鼓励，也必须经过宣传部的反复雕琢、推敲、排练，再由摄影部门选取角度、灯光、背景音乐，剪成精致的片段送往各地。
“女皇陛下与士兵共饮热汤”
、“女皇亲自出席前进军凯旋典礼”
、“女皇步入机械工坊勉励工人”
——这些标题如今几乎成了每周固定播报的模板。
海因里希说：“一个理想的国家，需要一个真正的‘信仰图腾’。”
这句话听上去像在吹捧，但我清楚，他是在阐述他的“剧场国家”
理论。
他把我变成了舞台的焦点，不只是权力的中心，更是希望的容器、胜利的预言者、悲悯的象征。
所以我必须一首出现。
我必须站在燃烧的废墟前，说“牺牲不会被遗忘”
；
我必须走入新建的学校，说“我们会给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
；
我必须在墓碑前低头，在圣堂前祈祷，在军列前挥手。
甚至在我的生日，宣传部门特意拍摄了一组“亲民”
镜头：我在花园里亲手喂小鸟、在阳光下翻阅报纸、在工坊中与女工们交谈——
他们说这叫“皇权的人性化”
。
但我知道，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神化。
把我打造成一种超越真实的存在，一种“理想中的雷瓦尼亚”
本身。
不是一个会犯错的年轻女性，而是一种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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